更须玩索。「自求」二字亲切有味。
大畜卦，下体干，上体艮，初二二阳为四五二阴所畜，故初与二皆戒以勿进；三虽为上所畜，然皆阳也，故有良马逐之象焉；以四畜初，阴始萌也，故有童牛之戒；以五畜二，恶既成也，故有k豕之义。易本扶阳抑阴，四畜初，五畜二，皆阴畜阳也，圣人以为不当使阴畜阳，故有童牛k豕之义。今乃云止阳勿进，何谓也？圣人作易，全因天理之自然说出，示人以代天立教耳，故因象明义，圣人之心无与焉。而云「圣人以为不当使阴畜阳」，是不免有意也。更详之。
读书有得，亦有与前人意相类者。向读左传颖考叔与郑庄公凿地及泉一节，甚非之，乃拟为之说曰：「父子之思非天所靳，鬼神有知，其听之矣！盟誓何赖焉？」后读东莱说，亦非颖考叔此一段说话，可见今古人未尝不相及，患在用心与不用心耳。不知以为如何？
[固]是如此，然读书必须于言外得其意，乃为善读书者。盖庄公彼时执于誓言，虽有悔心，无从而发，以颖考叔之贤，岂不知盟誓之非，而全母子之道为大？故因庄公信泥盟誓，而姑为掘地及泉之说，以所明通其蔽，乃为善引其君也。如孟子好货好色之说，皆变而不失其正者也。
春秋书「有年」、「大有年」，胡传以为二公当获水旱之应，而反有年，此传以为异故书。隆谓圣人之心恐不如此，恐亦是幸之也故书，不知是否？
凡书「有年」、「大有年」，皆是志喜。圣人之心何等洒落，春秋一经皆被后儒以私心凿而坏之矣。
春秋书纪伯姬卒，传以为贤之也故书。隆谓圣贤教人守礼，必有经权，若伯姬卒遇非理，几至失身，则虽死可也；若止是避火，圣人于此亦必有处，未应使之必死于火以为贤也。如仁者虽切于救人，若下井救人，正仁人亦不为耳，意亦疑之。后见胡氏注，谓亦罪乎当时臣子者耳。若伯姬守礼，固不可谓不贤，而当时臣子不能救之，使逮乎火而死，则圣人所不能不罪之者也。如此议论甚平正，不知如何？
妇人之道以守节为正，难以达权责之。如伯夷、叔齐饿死首阳，亦非达权之道，圣人亦称之求仁得仁；伯姬妇女之卒，不宜书而书者，贤之也，贤其一节之贤也。若当待姆傅，不在而苟焉逃火以出，其幸不至于失身，亦失礼矣。
天道福善祸淫，虽有迟速分数多少，然实不差毫厘。人虽至灵，然亦天地之一物耳，自天地视之，何啻蚍蜉蚁子！然具此灵气，且能无所不知不能，况于天地如是其大，雨露风雷变于顷刻，生长收藏不可名状，其聪明明畏若是，而昧者反视天为茫茫，凡祸福感应，一切以为与人事善恶若无与者，何不思之甚也！尝观诗、书所云天人之际，其祸福往往真若响应。盖圣人心通乎天，至诚无伪，知其理势有必然者，特不可以旦暮浅近期耳；然则今人有不畏天者，殆未能思天之所为耳。
吾以为天地无心，人即天地之心。天何尝于人一一较量之，某人善，降之福；某人恶，降之祸；则天地为有心，其心亦劳耳。诗云：「永言配命，自求多福」。孟子曰：「祸福无不自己求之者。」人之为善自得福，人之为不善自得祸，天理当然，若天降之耳！如今人殴人即得殴人之罪，杀人即得杀人之罪，若天刑之也。
向在梁伯纲宅，罗达夫、王虞卿谕凡人有过失能悔固好，然而被这念头留滞在心上亦未善，因云：「林子仁常言：『平生遇事，只恁率性行去，不会许多商量算计。』如此行去，虽差亦不悔，似亦脱洒。」梁伯纲云：「某平生遇事有差亦解悔。」据此，不知悔的是？不悔的是？隆意谓悔而能改，何害于悔？若悔而不能改，虽悔无益，徒留滞心中作病耳。王汝中云：「悔亦有真假，若是真悔，当时觉得，即便改过，何等伶俐！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，知之未尝复行，此乃是真悔。若只在人面皮上商量算计，恐怕人知，又恐怕不好看，即多少私意在此，便是假悔，宜其留滞而反为病也。」此说伶俐，不知以为如何？达夫、伯纲与晋叔之说各有一道，必兼之乃可。若汝中云「假悔」，则非所谓悔矣。悔未有不真者，向人前说悔，乃作伪耳，此心不可与入尧、舜之道矣，况能有改乎！莫亦近时有如此者否？
王汝中讲孟子口之于味一章，以为口之于味是人之生理当如是，然皆出于自然，不可思量计较，必求如何，故曰性也有命焉；若复商量计较即非自然，故君子必要立命，若不能立命，君子不谓性也。仁之于父子，这是天命自然，然却人之生理离不得，故曰命也有性焉，故君子必要尽性，若不能尽性，君子不谓命也。李邦良云：「此说极是，但以孟子文势观之，似必须补不能立命尽性二意在『君子不谓性、命也』上，方可说，似仍可疑。」隆次日思之，亦不须补，但顺说下亦自通。性也有命焉，是言人之生理俱有自然，不容商量算计；君子不谓性也，是言君子当立命也。命也有性焉，是言仁之于父子，不由商量算计，皆出自然，然皆人之生理少不得的；君子不谓命也，是言君子当尽性也。如此似不必添补而意自足。
此一章吾每求其说而不得，即置之，积以岁月之久，忽若有冥会者。孟子以性命互言之，明性命合一之理也。性命是分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