则兵力不耗，一战既胜，余皆瓦解，奏功反易。若耗散兵力用诸脆弱，而坚强之敌反不能克，一朝差跌，前功尽弃。所贵决策帷幄者，情态洞悉而又无私好恶，有所左f，庶不误国事也。至于屯田之计，所难决者。初罢兵时，羌人窃发而不可禁，充国度羌人于汉非有积怨深怒，不过为奸人所，徼幸思逞，一战不胜，其气已夺，但以重兵在迩，不得不为应敌之计。此时而罢骑兵，使知朝廷原无穷讨之心，安待不悔悟乎？且先零之兵日见削弱，又闲谍之人受言而去者，皆能为说以攻其倔强之心，而生其恐惧之念，有以知先零不敢动也。先零既不动而骑兵不罢，兵杂聚处，闲隙易生，将士不协，卒伍相校，坐食无事，私出掠取，皆足以败成谋，必兵罢而彼此心安，事乃可久。非收诸羌无以致先零，非罢兵无以安诸羌，二事缺一不可也。推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，失事机之会，又以计划未悉，有疏略之愆，虽其迹未尝偾一身之事而事势实大贻国家之忧，然后知充国得计而羌祸遂弭也。东京之时，羌如故也，其患几与一代相终始，失于阃阖外无成谋，庙算无长策，而宰相亦营私自便，三者参会，故远境不静，小丑日炽也。
要荒三
吐番亦羌种也，其师无馈饷，以卤获为资。然自秦汉以来未为边害，唐室失驭，而有大非川之败，其势遂振，亦以高宗溺于晏安，臣下莫适任患，又玄宗约和之后，树碑赤领矣，边将乃矫诏袭取，大获其利，遂致陇右尽丧，平凉劫盟，青海西入，乘舆东奔，岂非极重之势必不可反，至于大坏而后息乎！自长庆以后，唐与吐蕃俱中衰，五代及宋，藩落自为君长，常倚中国为重，秦蜀二边往往族居，内属者为熟户，余为生户，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属国法治之，取其相安，不拘文法，至今犹然尔。宋太宗时，吐蕃弱矣，犹下诏曰，念其种类繁息，安土重迁，倘因攘除，必致杀戮，所以置于度外，存而勿论。盖异域小族，抚以甘言，鲜不慕义向化。可叹汉之武帝、唐之太宗，必欲利其土疆，取为己有，故汉有二羌之忧，以驯至于唐，终有吐蕃之祸也。若西域诸国，形势分而兵力弱，非中国敌也。汉由浑邪降而得敦煌以内，故郡县直接玉关，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，故都护可治乌垒，然而郭舜请辞康居，杜钦论绝Y宾，皆以为无益之事。班史亦云，天地界绝，自为一区，种类众多，不能统一，虽属匈奴，不能为中国害，虽属中国，亦不克制匈奴，所谓断其右臂，幕南无王庭之语，皆非实录也。建武中，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，愿得都护，天子以中国初定，北边未服，一切还其侍子，报书曰，大兵未能特出于诸国力不从心，东西南北自在也。后代傅诵此语，以为盛德。其后班超以此立功，虽云不费中国物力，而袁宏之论亦谓超非急务也。明时哈密之举，乃成祖好大喜功，留此衅端。弘治间大费经营，正德、嘉靖两朝边境之争犹小，朝廷之争更大。最可笑者，边境之事阑入议礼诸臣，攘臂其间，国是之乱至此极矣。折衷之论，尽于秦中老人之言。其说曰，我义未直，兵则何威？彼求方炽，予则何恩？况西域贾胡，倚玉石以射利，藉黄以厚生，苟驭之有备，又何患焉？盖云弃之无损于中国也。尔时诸公近舍朔残方，远争哈密，不亦诬上而罔下乎？
要荒四
箕子施八条之约以化东夷，故柔谨之风异于三方。自卫满以中土人杂扰其间，时有叛逆之事，然终不能为大害。汉之玄菟、唐之熊津，其已事也。日本去高丽已远，未沾箕子之化，而又为海外最大之国，其喜盗轻生好杀，天性固然。然亦无意中国，有时为害者，中国之人诱而致之也。洪武初，方张二伪既平，余党未诛者悉亡命入海，纠日本人入寇，以故尔时倭患最多，虽信国备海，筑沿海五十九城，莫能弭也。太祖招蜒户岛人渔丁贾竖尽籍为兵，海上恶少皆得衣食县官，而方张余党亦老且死，沿海诸郡稍得休息。然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，番人亦习海口道里远近曲折，解构之奸，由此而生。宣宗许其贡市，限以贡期，约以人数，凡贡不如期，人船逾数，却而不受，或私挟兵器者，即以寇论。然而夷人得我邮符方物戎器满载而来，绐官兵以入贡，即不如期，守臣不敢诘，苟幸无事，为请俯顺夷情，主客之司亦画可条奏，但云后不为例，其实彼此再至，亦复如是，不敢却、不敢诘也。虽朝廷以为无事，而夷人所至，肆恣杀掠，已不可禁。加以世宗时，有市舶中官，颠倒夷使位次，坐其所私之人，于正使上，席间，授以兵器，纵其相杀，戕我备倭将臣，大掠旁海，言官上言，祸起市舶，礼部遂请罢市舶，不知所当罢者，乃市舶太监，非市舶也。市舶之利，在中国数世，亦如东之马市、西之茶市，所以通华夷之情，迁有无之货，收徽税之利，使归于上，减戍守之费以宽民力。又以禁海贾、抑奸商，使无向导之忧，自市舶罢，而诸弊悉出，诸法尽壤。外交内，几无宁日。海舶一至，奸商阑入其货，不肯与直，夷人无如之何，不得已而投贵官之家，久之，贵官亦不偿直，夷人乏食，不得已而为盗。贵官利其亟去，辄为危言以撼有司，趣兵讨盗，实殴之也。及兵将出，又漏言番人，且为好语啖之以没前货而市后恩，由是夷人又最恨贵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