欲别营于外而布不从，故败。论者以宫谋为得法也。敌据坚城，不可仰攻，用力虽倍而功难成。诱之使野战，彼失所恃，我得致力，尽锐一决，可以成功。耿m诱费邑救巨里，要之中途，遂获全胜，为得法也。天下一家而t贼屯结，纳降无以劝善，讨之足以惩恶，故广明之乱，失于受降，使为寇之人利则进战，败则屈伏，稍纵缓之，又复跳梁如故。朱隽不受宛贼之降，决策扑讨为得法也。入蜀有二道，从巴郡至广汉为一道，从都江至武阳为一道，所云内水外水者也。涪江近而都江远，近者备严远者备疏，故岑彭已至垫江，复还江州而从武阳以上，公孙述惊以为神。厥后刘裕伐蜀，亦从外水为得法也。两军相当，必用诈谋取胜，此儒者之书所不取，而先儒更有取焉。故子鱼论战，左氏载之，其意欲后世知之以参决兵事。郑箴膏肓，亦责襄公不用子鱼之计，军败身歼，不足服邻国、定远疆。孔安国诗疏亦载太公兵钤，有审其权谋，出无常道之语为得法也。
庙算
天下既已治安，生民离乎汤火，而听将帅之言，用兵不休以诛不服，人主不亲履行阵察功赏之实，将帅席强大之威，狃高显之爵，亦不能深思长计，奋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，此时用兵，适足费财费士而已，其伤痍破败者勿论，虽或克捷而元气大丧，亦非朝廷之福。故严安书云，用兵人臣之利，非天下长策也。盖兵连于外则将帅权重，高爵隆赏可以取必朝廷，故曰人臣之利。然而民困财竭，死生不卒，盗贼群起，宗社不安，故曰非天下长策也。此时之计，惟当用显比三驱之理以文告谕之，被必来降恐后，不劳余力。最不可用新进文儒之说，其趋险犯难，不顾民命，更有甚于将帅者。盖将帅受命，犹当亲冒矢石，彼文儒者则坐谈而已，折冲御难责之他人，是以尤不可用也。武帝从严助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，光武拒臧宫马武而海内晏安至于马驾鼓车。剑赐骑士，是其前辙也。自古穷寇受降，壮心已屈，必无非分之望，皆由人主大义不明，喜其来而隆其礼，既伏其骄蹇之心，事定之后又不能推诚相待，事事曲防，更生其怨望之隙，是以其人忘免死之恩，衔恐惧之怨，蹈前愆，就后患，而不自恤，李密、李全是也。赤眉拥大众以降，先使人探帝意曰，盆子将百万降陛下，何以待之？帝曰，待之以不死耳。先是王郎投降，求封万户侯，光武曰，顾得全身足矣。乃知尔时所以处降寇者，率用此法。盖逆折其气于未降之前，然后予之生路，是以雄心殆尽而不再萌，如盆子之事，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，非独喜其来降，是以百万之众旦夕解散也。措饷之法，萧何最善。计户口转漕，不按旧籍求也。盖乱世之籍多不可据，若按此而求，逃亡既多，抑配生焉，覆校或疏，侵盗炽焉。虐民蠹财，误军失机，兼受其敝，故曰当以萧何为法也。行师之道，无取于必进，故易有左次之文，傅有知难之义，盖全师以送犹胜舆尸而归也。行师之际亦有当用小人者，事定之后但报以爵赏，不任以政。授之以政则乱邦矣。元末用兵之弊，宰相出师于外而夺其位者窃发于中，宜后世阃外重任专以弥缝谗间为务，运筹选将，皆余力营之，不暇深思，故范祖禹说诗据张仲孝友一语以为大将成功于外，必由人君之旁有贤人在焉，不独左右地道，实则讲论道义，以为任人之本。此有感后世阃外而特为此论也。总之进言人主之前，不宜道以用兵。汉武越中兵端发自庄助，胡中兵端发自王恢，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，天道神明，人不可独杀，信矣！
礼信
兴兵誓众之事，亦有性情之正。理欲之别，于以见理之无所不在，而性情之正者，可以大有为也。故春秋征伐，有义之者，有大之者，有美之者，有进之者。应天顺人，吊民伐罪，则必义之。义者，经常之所重也。尊上攘恶，救灾恤乏，信着于天下则必大之。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。刻日而战，不为掩袭之计，声罪致讨，得其服义而止，不土其地，不掠其人，师已胜矣，城己克矣。垂捕入，数军实而出，市廛不惊，不为人患，与人同事，让以自替，不攘其功，不利其实，知进知退，不忍戕杀其民，虽见侵犯，不穷追远讨，虽不能寝其役，但闵其岁月之久，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关之意，如是者，皆美之，美其不得已而用也。因一事之善而亟与之，不计其前愆，不责以后效，是谓进之。进之者，谓其可与行义也。结言而退，不设盟誓者，谓之大信。邻国有难，丧其土地，人民迁徙闲关，资给器用，皆撰具而保护之，师无私焉，谓之有礼。边竟之上，亭障甚设，寓望必严，来则有备，进则有获，使人民不丧，疆圉不蹙，谓之善御寇。战胜之后，长于经画，侵已成之功不自堕壤，敌人畏之，复可当一师之捷，谓之善师者不陈。守险以道，胜于金汤，克敌以义，优于坚利，谓之善阵者不战。其或无礼于人而责其不服，报忿憾而过当，赴人之急而解缓其行，老师费财，迁延虚次，耿介自用，不纳忠直之谏，因人之力而自为功，怀利国之心而托定乱之名，皆君子所不予。不予者，谓其为失正也。轻小敌而不设备，使大败于小，尊败于卑，为谋不审，衅尤已构，锋刃既交，乃行区区之仁，崇小信，避小嫌，以自取伤败，身为贤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