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先儒诮产乳之犬不惮猛虎，伏鸡爱子投命搏狸，精诚之至知其不敌，而有必讨之心。荀氏父子，一生一死，先儒谓之异事同仁，盖以贤者死生莫不有益，无益而死犹无益而生也，惟荀息之事君子无取焉。献公废长立少，决彼一言，虽死于其位，乃以不正遇祸，义例所不取。其殊于齐襄庄二君之嬖，仅一闲耳。所以书于经者，取不食其言之义，非谓合乎臣道也。萧望之之死，古今共愤。然以理论，为大臣者，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？郑朋论许史子弟，其事原属可疑，盖真有气节之人，凡事量而后入，必不肯轻用其身，犯当道之怒。以草野之士，无故而指斥权戚，是轻用其身以期一掷者也。轻用其身者，奸人也，其情易见也。且真有学识，亦不肯上书自呈。凡上书自呈者，皆侥幸之徒也。况郑朋之书，倾侧之性炯然可见，望之不察，为其所中，遽欲引以为助，倾邪既露，然后绝之，正易所云同人于宗，吝道也。庸得免咎乎？且为大臣者，进退知几之说亦不可不朋也。望之既为石显所忌，罢其政事，当知元帝不可有为，引身高蹈，岂非伊尹告归之义？观其罢前将军诏书云，傅朕八年，无他罪过。今事久远，识忘难明。识忘难明一语，想亦显等裁定，留此疑案以箝制将来，望之曾来深观耶？区区欲白宿昔之事，遣子上书，何为也者？当封关内侯时，止宜受其食邑，不宜更受给事中之命，与石显同给事，尚欲有为哉？此二事者，不能为望之解嘲也。虽然，天下之事，有众人之是非，有一人之是非。众人之是非，事之常也；一人之是非，事之不常者也。如上二说，我知望之优为之，所以不能为者，无柰受遗之故，知元帝不可有为而辞之宣帝，何以副麟间列名，与临终深托之意，既受遗矣，不得不与戚党中官相持，持正必相忤，相怍必有一斥。既摈斥矣，在他人尽可超然远去，而受遗之事尚未告成，则受遗之心必不可安，故复自白，以自白而得罪。为望之者，前无可图之功，退非藏身之地，势必一死以终受遗之局，是望之之死，不在石显矫旨围第之日，而在宣帝弥留托孤之日矣。欲全其身，必贻后世讥评，有愧于经术；欲遂其志，又苦人主不断，莫竟其施为。孑然一身，枉道不可，尸素又不可，此其绝命之辰也。所以趣和药，不欲久留，岂畏对簿之辱哉？彼众人之是非，何可概论也！故为人君者，必有不言之听而后臣民之情始达于上。明孝宗语刘大夏曰，李梦阳指斥戚畹，语言狂易，朕不得已，下诏狱，比奏上，朕试问左右云何。应曰，付锦衣挞而释之。朕知此辈得旨即重责致死以快中宫之怒，使朕受杀直臣名。朕以故释梦阳复职。如孝宗者，所谓不言之听也。石显颇屈牢狱之语，与锦衣挞释同出一辙。孝宗察之，元帝不察，士之生世，固有幸不幸也。宋万之祸，生于博戏。博近于狎，故慢易之心生，一语相撄而s事成，积慢易所致也。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，虽上之行于下，然其酿祸，亦复不小。故知上下之间，不可相戏，是以君臣为谑，礼经戒之。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守境，不时降光武，后永屡立功而衍无所建，遂见屏黜，一废二十余年。为衍计者，但当清静自守，省过思愆，读圣贤之书以进乎道德，摈纵横之策以远乎抢攘，则有司高其行，公卿慕其器，可以不仕即求仕，亦不患无成也。乃上书自直，坐朝士以蔽贤之过，坐人主以听谗之失，岂得为有道之士？人不知道，虽才何为？此光武所以终弃之而不惜也。若桓谭班彪，同未大用。谭以上疏言事多违上意，因而摈弃，固无足怪，若班彪者，其为窦融画策归汉，不可谓无行陈之功，章奏即称帝意，不可谓无左右之荐，且言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，上皆纳用其言矣，而三府屡辟，终于县令，此何故也？乃知遇合之际，亦甚难言。然彪居之甚安，谭则颇觉其屈，此亦二人优劣之别也。
吏道
吏治者，近民之职也。诗之有颂，所以美盛德，以成功告神明也。天之盛德在于命圣贤为君，君之盛德在于得贤人为臣，贤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财丰。众和而事济，干戈永戢，四远来宾。群生遂其性，万物得其所，故以其功告诸神明，使社稷山川四岳河海莫不以民事为重，民安则神有恩力而美其祭，民不安则神无恩力，岂复美其祭乎？盖天所命者牧人，祖所本者成业。神无乏祀者，民事之功。人安业就功成，皆由治民得人故也。吏治之美者，上以巽施，下以悦承，如物之相生，皆得中孚之理。一受民社，即就性之所偏，从而矫之。性豪侈者难于恭俭，则力为恭俭以矫豪侈；性贪嗜者难于清平，则力为清平以矫贪嗜；性华饰者易于近名，则力去名誉以矫摹华饰。无欲则所积者精，居敬则所操者约，至精可以祛怠，至约可必涤烦，所以终始如一也。不回邪则赴义必决，无私己则官人必审。义决不怍其志，官审不愧所学，所以表裹如一也。见诸事者惟仁，存诸心者惟，本诸德者惟中和。有礼义科指，使世世通行，是以六合同风，九州岛共贯而成其美俗。若专设刑罚，佐以权谲，徒俾诈伪日生，人情险薄，上下相同，恩爱相仇，不过数年，变态百出，向之为奸民者不旋踵而为乱民，向之为恶俗者不旋踵而为乱世矣。汉初禁网疏阔而天下晏然，文景之时吏皆谨身廉平，民悉从化。武帝纵欲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