延访为务。故山^水涯，翘车之招，先后累毂而至，虽进退不同，而其才足用，其志可则，要皆有益于世。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，不惟鸿飞冥冥，莫可羁致，展转数年，其人已老，虽安车驷马，征四皓于商山，而精力既竭，无可驱策矣。若夫功名之士，无时无之，养育既久，然后立法收罗，何患无人？岂开国急务乎？且科举既设，即当立法防奸，故有糊名、易书、藩棘、露索诸事。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，非圣明求贤盛事也。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，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。迨十余年后，在野耆T求之已尽，人主经明行修、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、深入学者之心，父兄之教不令而习，子弟之职不谋而同，莫不出于笃宾深厚，光明俊伟，内融外洽，识定气充，竞心忒志，销释殆尽，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，若榛之济济也。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，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？征聘贡举，要皆有公有私，然而征聘之法，私则有害，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、有识有守、知进知退之士，所益甚大。不若贡举者，私之为害不待言，即矢公矢慎，要皆较量文字之业，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，以此权之，征聘为优。明太祖迟迟贡举，最为得法，近三百年矣，人材往往闲出，士风不甚大坏，其所由来者善也。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，此三代法也。欲有司所举皆贤，必非赏罚所能致。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，使所欲有甚于赏，则不同乎世俗之欲；所恶有甚于罚，则不同乎世俗之恶。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，皆慎选举，此必有不赏而劝、不罚而毖者矣。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j闻之陋，亦空言也。自有制科以来，清华之选何尝无人？核实求之足矣，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？
纳谏
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后可知天下之事，言之至于君侧者少，则知之达于幽隐者稀。故人君之道，当推诚以示物，举善以为类。知其为谠人，虽词涉激讦，亦当容之；知其为佞人，虽其术以渐而至，当蚤杜之。色霁于谠直，罚先于佞谀，则推诚举类在其中矣。谏者举先王之制以陈戒后王，人君受所谏之言以省察愆谬，天下之人所赖以遂其生也，否则必有兵革之乱、权奸之祸。故取泰于否，易昏以明，必于听言得之。盖臣民之言未有无所见而妄发者，必其虑诸心而以为诚然者也。史鱼既没，余忠末讫，委柩后寝，以尸达诚；汲黯居外思内，发愤舒忧，遗言李息以儆君侧之慝；刘向依兴古事，悼己及类，着疾谗`要救危及世之书，尝显讼宗室，讥刺王氏，其言痛切，发于至诚；谷永为北地太守，越郡吏之职，陈累年之忧，所谓忠臣事上，志在过厚，远不违君，死不忘国者也。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，听之熟则不怒，习之久则不拒，然后深者不隐，远者不塞，天下所由以治也。然人君之道，不惟当听有言之言，又当听无言之言。盖无言之言，天下之大利害，人主之大得失也。以疏远之臣斥旁侧之奸与君身之失，非无言之言孰敢直陈，非无言之听孰能详察乎？右尹子革诵祈招之诗以止灵王之猎，公仲进三贤士而歌者之田自罢，皆无言之言也。王章奏王凰之罪，举三事为征，以为皆帝所见，足以知其余。及他所不见者，欲其有无言之听、不闻之察也。故曰，臣之忠也，主所道也；言之直也，主所养也。人主有不言之听，则奸佞绝迹矣。不然者，一人得罪，举世杜口，匹夫传谤，率土离心。正直之气一馁，不肖之舌必张。向之用以击奸者，后乃因以翼奸，天下事可胜言哉？若夫亲狎之人，尤不可居谏职，恐臣言虽挚，主听常藐。宫之奇少长于君，君常慢易之，亦交臂失之矣。
进谏
人臣进说，当知轻重缓急。朝廷之上事类甚多，小大先后当有明辨。不可以小事掩大事，不可以后事闲前事。凡必小掩大、以后闲前者，皆欲避敌而徇私也。杜钦云，万事之是非何足尽言？谷永曰，背可惧之大异，问不急之常谈，废敬天之至意，角无用之虚文。二人之言，最中末世言路之病。草草结谏争之局，而天?下大害匿而不奏，人主无由周知。后世谏章往往可焚者，皆坐此也。夫古人谏疏讲说典制居多，后人谏疏筹度利害居多，盖后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。然而利害止及一事，彼此不能相通。若申明典制，使人君知先王之法，然后一身之私欲可潜，制其微渺，为利更大。而后世莫及，奈之何哉？至于进退之义，所以行道三谏不从，道之不行可知，从而去之，申贤者之志，免素餐之耻，亦辟内难不辟外难之义也。
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。叔孙通谏易太子，称引晋之乱、秦之亡，此正理也。高祖虽不听，然有此段正理入于耳而存于心，自尔删除不去，故留侯等奇策可入。若不闻正论，专用奇策，恐戚夫人之党从旁攻讦，谓其招来诡异、欺君要君，属有鬼神助之，以滋其凶慝，不惟坚高帝不从之心，且缘此而兴大狱者有矣。所以孔道辅邹志完皆不可谓无益于事而独诵留侯奇策为可尚也。凡好权略、废正论者，吾恐不足定大事也。
光武称郅恽恕己量主之语，先儒极论其失，大启人臣不G责难陈善，以贼其君之罪。此论理之言也，愚谓人主盛怒之下，不稍有以杀其怒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