更赋新规，人心风俗又别是一局，得无数世之利，失则数世之害也。孔子未尝不欲变法也，所谓变者，反功利夸诈而之礼教信学，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业则无争心，各申其理则无怨心。违义则罹法，行礼则蒙赏，罚顺乎义，赏顺乎义，焉有不服者哉？如高帝反秦人之风，霍光改武帝之行，不立变法之名，因民所欲，与以休息，使天下大势默移于不言不动中，夫岂强人从己，震动天下以行其意见、就其功名也哉？后之变法者，行法是也，而宽猛不出于公正，则远义矣；爱人是也，而厚薄不得其宜称，则远礼矣。且学术浅陋，心志颇僻，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，亦非如商鞅变秦、管仲变齐，舍繁重而从简捷，厌远图而趋近功也。不过奸吏欲坏已成之法以遂阴私，先为猖狂之说竦动人情、扰乱人心，使倥偬危贰⒕骇顾盼。重足一迹，道路以目，而不暇诘其短长、指其瑕罅，虽有大祸，不n自恤，此非两观之诛不能禁也。大凡以变法进者，不待观其成败，但举事之初，如商鞅折盈廷之论，安石树举朝之帜，使寮采不和，上下不亲，固可卜其终必有害而亟弭其端，斯不伤元气矣。若会昌翻开成之案，元佑埽丰熙之迹，一时矫偏则有之，终不可经久，故君子无取焉。春秋之义，名从主人者，本其所自始也；物从中国者，以义礼裁制之也。虽有圣主，不能夺人所自始；虽云天性，不可不受裁于法。故发此二义以明治人治物之道，非直为一名一物也。法可轻变哉？
名器
尧舜禹汤垂拱而视天民之阜，桀纣幽厉安坐而视天之民死，此无他，礼之存亡而已矣。君子让下，小人事上，是谓有礼，有礼则治；上人陵下，下人伐上，是谓无礼，无礼则乱。夫名器者，礼之所托以长存也。公卿、大夫、士庶、舆台、阜隶、牧圉各有胜人之心，各致争胜之力，圣人使之安其职业，当其名实，名以命之，器以旌之，尊卑上下，贤愚清浊，各当其所。会见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，乡曲之间不争隆薄，而干戈骤动，狱讼繁兴，盗贼窃发者乎？故奸人利改制度，制度改则政令纷而易于藏奸；乱人利无等级，等级去则人类混而易于俯陷。一哄之市，必立之平，防其奸也；G席之上，让而坐下，防其乱也。人事尊卑不乱则天道阴阳不逆，人主与万民皆蒙福佑。故名器者，天下所欲共尊也，苟不自贱，谁敢贱之？或以私佞幸则贱矣，以私宫闱则贱矣，以易货贿则贱矣。出于己者甚贱，人亦从而贱之，得之不以为荣。用其器者甚轻，则主其器考人亦从而轻之，谓可攘而取也，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见，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。不独此也，文德为君子而设，武备为小人而设也。爵赏旌诸朝，宅里旌其家，名器旌其身，皆所以待君子也。小人危则谋乱，安则思欲，故有弓矢甲兵以诛其叛，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，有刑戮囹圄以绳其陵犯，此专为小人设也。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，则有无限公正仁义之事相因而出，积而为三代之直道。苟概以小人待之，必有无限暴恶奸宄之事相因而出，积而为秦隋之末俗。圣贤所以偃武修文，不欲倒用，以酿天下之乱也。至于廪禄所以养廉，尤不宜爱惜。盖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，得其所当得之禀饩则亦足以养矣，膺其所当受之典章则亦足以劝矣。故禄以养廉，章服以劝善，人君待天下贤士止于如此，此外虽欲隆厚贤者，亦将辞让而不敢受。若贱名器而惜廪禄，简俊造而宽恩幸，于所当得\而弗与，所不当授滥而不戢，俾贤者卷怀而去，而贪叨掊克厌其溪壑，帑藏山积，金穴万仞，顾视锱铢之饩，给半通之银黄，不啻鸿毛之轻、升斗之微，不能系属人心矣。汉之顺帝减官吏奉、借王侯租、贷户口钱以供军国之费，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，徒使史官书之、后世诮之，谓忘艰难而效辟惑也。若夫制治之本，尤在君心。君心精白则和惠可亲，宫府一体。无论在上在下，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，体中皆有检束而不敢放，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离，日用之间皆有所惩戒而不可犯。以此助流政教，则至治之道也。若道德不充其内，则志气昏惰，嗜欲流行矣；义理不明于世，则阴阳易位，天地倒置矣；法令不行于下，则奸邪得志，疆圉不静矣；礼义不重于朝，则谗说殄行，忠信蒙难矣；制度不谨于俗，则物力穷屈，盗贼公行矣。时已至此，居官以墨败而人不耻，上下为奸利而诛不行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？所以人主兢业之心与明断之才最不可少。凡端之学、辅弼之谟、谏诤之力、左右史之书，皆以助其兢业与明断，其在春秋之义，讳大恶不讳小恶，亦此道也。有王者起，意欲治人，必先自治。己无大恶，然后可正人之大恶。故臣子之义当讳其不可告人者而劝以侧身修行，所为皆可以治人，使其君为治世之君，与尧舜比德。至于利心不戢，举动无常，喜怒失中，黜陟乖方，犹在过误之列，可以速改。故亟书之，欲其知所惩戒而不必讳，以为大节未亏犹可起而正人之大恶，其王道固在也。若在四邻之国，于义已疏，姑正其大体大纲，以存达道于天下，不苛责细微，伤吾忠厚，是以大恶书小恶不书也，此洽己治人详略宽严之别也。
去害
凡害治最甚者，莫如与民争利。放利之事亦多端矣，大略可数者：有司通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