相通而其事亦当有辨。谋国之计有当冒险难者，⒁酝蛉处之反失策而生事。义有小大则事有是非，此君子所当辨也。人君用赏罚，有宜在事前者，有宜在事后者。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气，在事后者所以垂国家之法。人未作气而先以垂法格之，是吝赏而违立功之几也；事有定体而先以破例悦之，是滥恩而贾半涂之废也。势有轻重则义有先后，亦君子所当辨也。即赵盾之事可见俭约之卫胜重门击柝焉，可知素行慈惠足御大难焉，可知人君之前不当拔剑焉。即萧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为重焉，可知事定论功以安大计为先焉，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术、未可全恃故旧之恩焉。高帝安心蜀汉以平一时之憾，而天下大势卒不能去汉而他属。初定咸阳，封宫室府库，置而不取。此二事者一则程子所云物来而顺应，姑置其怒以观理之是非者也。一则圣贤理欲之介所谓利与善之间也。此义之所在，散在众事，惟君子能集之者也。义之所在，惟圣人则无憾。s君之人有当讨之义，告老之臣有谋国之义，圣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尽知大义，则必从大义行之而出问罪之师。若身在行间而用矛决战，必非圣人事也。今之人犹古之人，古之时势犹今之时势，孔子之义止于请讨，请缨夺符，非所当为，安得以我战则克一语推而广之，以为齐鲁兵交圣人自有妙用哉？取谗人而诛之，良快人情。然既诛之后，恩怨施易尚多不测，大家巨室积衅相构，祁胜却宛之难作，贤者岂能一朝居乎？不如安命之说，使直道犹存，小人自警，所益亦不细也。此二事者，大义之的，以省括而止，未可杂以己见、深求事外也。若夫纵横之说，古无此学，自苏张发其端，相传百余载，直至封建变为郡县而此风始息，盖从来主持世道者皆从社稷民生起见，即商鞅之恶犹未离此原本，独二子者但致金组尊荣，不顾有国祸福，又必不居一国而后可逃遁曲全，其势不倾危险诈不可得也。大抵人品心术至战国时丧尽，后世之乱盖不至此。其故起于境壤太分，人生其间，不揣摩捭阖、朝秦暮楚无以自全，乃知封建之废，虽曰坏先王之法，然纵横恶俗非尽去封建不能割绝也。刑名之学，若错、韩非，皆赋性深峭而所学又非先王之正道，是以人不能堪，祸集其身。虽或幸免于当时，而子孙亦不昌，以其与天地之心不相似也。忌克险贼者亦然。
测来
处事之道，既欲无私，又欲有常，二者皆成事之本。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，日新厥德，则行必有常矣。君子行有坊表，言有准则，衣服不贰，从容有常，皆日新厥德之符也。物之自致其极者，必有反复之时。以人力累之，使至极者，不移时而见倾危。圣贤于将尽之气则持之以谦，所以阴为裒减，不使至于极。若其势本不极而欲以人事趣之，则圣贤所必不为，不待裁抑而后然也。今人为善，皆出有心。或有利而为之，或有待而后为之，或为之而不能忘诸心，或为之而不能广大其心，皆所云出于有心也。虽初念未然，转念未有不然，迨其已然而后措诸行事，故事事皆有心也。圣贤则不然，以为举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义，有意即为谋利，非正义也。举事之后有故立说以明其道，有故即为计功，非明道也。且u言道义，又言功利，必就功利念多，就道义念少，虽加截断，只留一路，则学问把持之力耳。圣人以神道设教，非乞灵于神也，得神道于身也。诚中形外，神之道也。五经烂熟，则义必精。人见为事者，在我皆见为理。见其理而往从之，故曰精义致用。众理既备则德必大，故静之所谓神者，即动之所谓化。立人达人皆是也。故曰大德敦化，不必趋吉避凶，但胜之以道。真能有道于身，则吉凶消长之故皆确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发。其所发见，未有不能安天下、奠斯民者。若夫贤人君子，则从吉凶消长之闲磨砻砥砺而后成。盖英雄之士、道德之儒，总不离乎消长进退之理也。度时之宜而处以卑下，受其垢污，使群物毒害之气别有所锺而不能相及，真实无妄，不掩疵瑕，有过如日月之食而无累于志。若此者，所谓天道也。人虽贤智，岂能违天乎？以人从天则吉凶悔吝皆有道以胜之，不能害吾事之成矣。易曰，吉凶生大业，此之谓也。
明戒
有一代之法，有百代之法；有终岁之计，有百年之计。一代者，因时势陵夷而救弊也；百代者，纲常典礼不以时势为轻重也。得失在一时者，以一时之法决之；得失在百年者，以百年之计决之，则不爽于义矣。凡尊者行事而不遂，乃发端原不善也。百年之计以一朝之利昧之，万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胁之，重怒深怨，罅隙并生。与贱人同事，则受贱人之名；与恶人同事，则受恶人之名；与乱人同事，则受乱人之名。有其事，则不得辞其名也。夫兵作于外为寇，于内为乱。人之不义犹寇也，己之不义犹乱也。寇犹及人，乱必自及。己之不义而欲责义于人，终自及也。己则无礼，而恶人之行礼，亦自及也。己不深谋，而怒人之咎以无谋，亦必自及也。有其相及之理，则必有相及之势与相及之端，非智计所能弭也。夫气皆产于黄锺，数皆起于杪忽，故作事谋始，不可不戒也。因人之力以成势，势成而背之以趋利，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。与人共事，见利而背之以自私，失其