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必欲言其有，有者必欲言其无。吾儒之书，有无皆实理也。故周子曰，无极而太极，太极即理也。理之所在，不可以形器言，不可以方隅言，故曰无极。非若二氏之家，并此理亦言无也。先儒谓万善所以生、万事所以定，莫非此理流行为之根柢、为之枢纽，在天为阴阳，在地为刚柔，在人为仁义，人有此身，一日之间无一息不有仁义流行，所谓动而生阳，静而生阴也。而仁义而又相资为用，所云互为其根也。仁者，万物所资以为生。义者，万物所待以成用，此太极之理箸见于人身者。若只从气化言，犹于人无益也。惟步步着实，人然后能尽仁义之事，而立仁义之极。故周子又以诚明之。
吴澄之说言荐拔之非礼也。今推其说而广之：为善之人既与日月争光，何所事于蔫拔？为恶之人既已沦于沙虫，亦恐荐拔无及。若为子孙者，果知祖父所行既谬，而畏冥冥之中必有谴责，即当改行迈迹以赎其愆，冥中之谴未必不可挽回，祖父之过未必不可洗涤。若祖父未尝有过而为有过之疑，因以生荐拔之事，是诬逝者以不白之w也。其父攘羊，其子证之，犹见责于乡党，况未之攘羊而辄诬之乎？以此观荐拔之说，果非释氏之言，其徒为此惑人，信矣。嗟夫！虚无空幻乃圣贤之寇贼，因果报应，又释老之奴隶，吾见世之好尚日下，而智术益陋也。
天道聚散存亡而已，非有前后身之说也。腐草为萤，雀入大水为蛤，物或有之，岂人生之谓乎？且草之善恶必不报之于萤，雀之善恶必不报之于蛤，形之化者，尚不能相及，况形气皆非其故者乎？且其说以不善为沙虫，则萤之与雀皆沙虫之属也，岂一一皆为恶之报乎？若以为有人性者杂乎其闲，则沙蛊之生死谁司其籍而不爽其报乎？西土之人好杀，故释氏以慈忍矫之，中国礼义之教，其体无方，其用无涯，奚取慈忍之一端乎？裴Q曰，形器之故有征，空无之义难检。取难检之义以愚人，人亦为所愚而不悟，不求益身心之故也。若以践履笃实为务，则异说无由进矣。
老子之意，惟以柔弱退伏待天下之事，绝不以人从我、以利权害、以巧胜拙。诚恐以人从我，倘人有不从，则我不得踞其胜矣；以利权害，倘我专其利，则人必受其害，受其害者，必与我为敌，而我失其利矣；以巧胜拙，人皆相竞以巧，彼此相加，终无已时，至其极也，必有一败，不如守拙，得以常不败也。此三者，皆处人所不竞之地，自伸其志而不受世途之阻桡者也，故其所言，皆近情理，绝不荒唐；皆可循求，绝不幻妄。所以古今用其说者亦可为君为相，而致治平之休，获贤哲之誉。若读庄子则使人放纵而犯义越礼之事多，读释氏则使人无所检括而妄言诞说之徒亦进，故二家之说以为号令则不雅，以为章奏则不法，绝与老子不同，而嵇康粱武又覆车之在前者也。
性命
在太虚之上谓之天，形体所具谓之人。天与人以气化相接而秉其阴阳刚柔之德，是之谓性。性之所居有物o焉，如第宅然，是之谓心。凡九州岛之内，生物众 多，各得夫土壤之气。燥湿肥硗，必因其产，人为天地所生，岂有不得天地之气者？得其气即得其理，故凡为善人者莫不好仁而恶不仁，好义而恶不义，以此知仁义之为性也。战国之时与孟子论性者，其人未必皆象瞽叟、纣也，而引象与瞽叟、纣以概夫天下之为尧舜、为微比者，不引古之善人以明性，偏引古之不善人以诬性，可谓丧其所受于天而酷嗜夫凶人之德矣。夫与人相期末至而思之，是之谓思。有所亡失，建鼓而求之，是之谓求。两国相比，据图籍以正疆界，设兵卫以严封守，虽有强敌亦不能夺。今人尽性之功亦当有思、有求、有不可夺。诸家之说乐放纵而恶拘检，亡失而不求，久旷而不思，弃置不守，为物所夺，宜乎河汉其说，无所程于心也。
命虽在天，必与人事相称。人事有远近高深而命无不应，人事有洪纤曲直而命之所报无不当。然则命也者，随人事得之，不可谓在天也。然天道声臭莫测，常默与人周旋，人能惠迪则吉，能不骄不傲则万福来求，惠迪从逆在前，吉凶影响在后。不骄不傲在前，万福来求在后。所以动乎志、气见乎兆者，又若天实为之，而驱人以从事焉。以其由人事得之，故曰君相可以造命。以其动乎志气、见诸朕兆，则天实为之而君子不可不知命、不可不畏天命也。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，以阴阳之中制其法，春为阳中，万物以生，秋为阴中，万物以减，故名其书曰春秋，所以举中道也。礼仪三百，威仪三千，以仁义之中制其法，人之喜怒哀乐、动作威仪未必尽合于礼，故必矫情从道，必合仁义之中，而人道始和，人性始尽。推而广之，五行之理则金火相革，人事之变则汤武革命，亦所以致中道也。夫人事之中即刘康公所谓命也。若夫亲者相残，仇者相好，变化诡故，不可前知。以怨蒙赏，以恩被戮，忧喜回穴，不知所伏。张单俱灾，颜冉速讫，死生寿夭，不可常测。此人所谓命而不可谓知命。阮逸曰，德合于天而心复于性，是谓知命。命非见牲无能知，知性者少，故知命者亦少也。刘峻辨命非不善也，王通犹以为凡事归诸命则人道废矣，盖人能知命而后可言畏命，能立命而后可顺命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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