必多校出二三处误字、脱文。经史更不得草率，一字千金，省后人多少聚讼，岂非绝大功德哉。凡抄补之卷，苟其书不必影写，当依原书行格，刻一印板。所费不过千文，抄者既有范围，可以随写随校。如某行某字起，至某字止，一行抄毕，讹脱朗然。省事惜阴，覆校亦易。使抄而不校，校而不精，不如听其短缺，尚不至鱼目混珠也。佣书人未有能为唐人碑志体者，无已，取其无破体、无俗字者。破体、俗字，令校者不改不能，遍改不尽，至为眼花败兴之事，余受此厄多矣。
传录六
士生宋元以后，读书之福远过古人。生国朝干嘉后者，尤为厚福。五代、北宋之间，经史正书鲜有刻本，非有大力者不可言收藏。既有刻本，又不能类聚一处，即有大力搜求亦非易事。古人以窥中秘、读老氏藏为荣幸者，今则有赀，一日可获数大部。国朝诸儒勤搜古书，于四部之藏，十刻七八。仅宋元明人集未得刻尽，究为不急之书。至于日本卷子、唐抄、中原故家久藏秘籍，其为干嘉诸儒未见之足本、不传之孤本，以及秦晋齐鲁发地之古器、古物，好事者绘图释义，着为成书，既日出而不穷，亦石印之简便。居今日而言收藏，可以坐致百城，琳琅满室矣。而犹有待于传录者，盖其书或仅有抄本，不能常留，过目易忘。未存副录，校刻则有不给，久假复不近情，惟有彼此借抄，可获分身之术。传录之法，多倩佣书者，以别舍处之。以工赀计，湘省最廉，善书者一日可书五千字，凡字一千不过七八十文内外。若至百文一千，则谋者蝇集矣。故抄一书，字至十万，仅费钱七八千，较之「千金买《汉书》」、「貂裘贿侍史」，其廉为何如耶！抄写之纸，以日本、高丽细茧纸为上，其纸吸墨而滑笔，但使写手轻匀，易于增色。其次中国之洁净花胚。即官堆之高者。杭连虽白，至为不佳，墨干则笔涩，墨湿则字毛，一遇积霉，或沾鼠溺，则腐碎不可触手。此余二十年所亲历，故能言其害也。
校勘七
书不校勘，不如不读。校勘之功，厥善有八：习静养心，除烦断欲，独居无俚，万虑俱消，一善也；有功古人，津逮后学，奇文独赏，疑窦忽开，二善也；日日翻检，不生潮霉，蠹鱼蛀虫，应手拂去，三善也；校成一书，传之后世，我之名字，附骥以行，四善也；中年善忘，恒苦搜索，一经手校，可阅数年，五善也；典制名物，记问日增，类事撰文，俯拾即是，六善也；长夏破睡，严冬御寒，废寝忘餐，难境易过，七善也；校书日多，源流益习，出门采访，如马识途，八善也。具此八善，较之古人临池仿帖，酬愿写经，孰得孰失，殆有天壤之异矣。顾知校书之善矣，而不得校之之法，是犹涉巨川而忘舟楫，游名山而无篮舆，终归无济而已矣。今试言其法，曰死校，曰活校。死校者，据此本以校彼本，一行几字，钩乙如其书，一点一画，照录而不改。虽有误字，必存原文。顾千里广圻、黄荛圃丕烈所刻之书是也。活校者，以群书所引改其误字，补其阙文，又或错举他刻，择善而从。别为丛书，板归一式。卢抱经文、孙渊如星衍所刻之书是也。斯二者，非国朝校勘家刻书之秘传，实两汉经师解经之家法。郑康成注《周礼》，取故书杜子春诸本，录其字而不改其文，此死校也。刘向校录中书，多所更定；许慎撰《五经异义》，自为折衷；此活校也。其后隋陆德明撰《经典释文》，胪载异本；岳珂刻《九经三传》，抉择众长。一死校，一活校也。明乎此，不仅获校书之奇功，抑亦得著书之快捷方式也已。
题跋八
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，必系以题跋，方为不负此书。或论其著述之指要，或考其抄刻之源流，其派别盖有数家焉。论著述之指要者，记叙撰人时代、仕履及其成书之年月，著书中之大略：宋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二家之目是也。辨论一书之是非与作者之得失，如吾家宋石林公《过庭录》引见元马端临《文献通考?经籍》、明王世贞《读书后》二家之书是也。王士祯《香祖笔记》七：「q园居士言：『金陵盛仲交家多藏书，书前后副叶上必有字，或记书所从来，或记他事，往往盈幅，皆有钤印。常熟赵定宇少宰阅《旧唐书》，每卷毕，必有朱字数行，或评史，或阅之日所遇某人某事，一一书之。冯具区校刻监本诸史，卷后亦然，并以入梓。前辈读书，游泳赏味处可以想见。』此语良然。然予所见刘钦谟昌家官河南督学时所刻《中州文表》，每卷亦然。予劝宋牧仲开府重刻《文表》及《梁园风雅》二书，且云『钦谟诸跋当悉刻之，以存其旧』，亦q园先生之意。又尝观袁中郎所刻《宗镜摘录》，亦复如是。m州先生《读书后》同此意也。」其合二义以兼用之，斯则《四库全书提要》之所本也。若夫考抄刻之源流者，官监、书棚，流传有绪，毛抄、钱借，授受必详，则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、何焯《义门读书记》实导其源。至孙星衍《平津馆藏书记》、《廉石居书籍题跋记》、黄丕烈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，专记宋元板之行字，新旧抄之异同，盖从钱何二家，益畅其流，以趋于别径者也。道咸间，钱熙祚《守山阁丛书》、伍崇曜《粤雅堂丛书》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