（叶缡，读若歌），其旧如之何？（叶缡。）
此当写夫妇重逢之乐矣，然此乐最难写，故借新婚以形容之。“缡”，也而“亲结”之，“仪”也而“九十”之，凡其极力写新婚之美者，皆非为新婚言之也，正以极力形容旧人重逢之可乐耳。新者犹且如此，况於其旧者乎！一句点破，使前三章之意至此醒出，真善於行文者。大抵此篇多用旁敲侧击之词，最耐学者思索玩味，工於为文者也。孔子谓“不学诗，无以言”，读此篇，益信《诗》之有资於言者大也。
△言语之妙
“我征聿至”，“於今三年”两句，乃一篇之关目。篇首“忄舀々不归”一语，次章“果颉薄耙镣”六句，皆暗含“三年”字在内。“制彼裳衣，勿士行枚”，是撇笔，即补笔也。至第三章，始借见瓜点出“三年”二字，非瓜也，其人也。言语之妙可想。
按；此诗词意明甚，不知向来何以解为大夫美周公，与周公劳归士也？姑存此注，俟有深於《诗》者决之。
○通论读《诗》
《诗》之旨趣，前卷之言详矣。近觉其义有未尽者，复附论之於此。
△诗与政
孔子曰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授之以政不达，使於四方不能专对，虽多亦奚以为！”夫《诗》以写性情，《书》以道政事，《诗》之有资於言，可以专对，固也，若政事则莫如《书》，而圣人反责之诵《诗》者，何哉？余自近年始悟其理，盖其故有三焉。一则春秋之世卿大夫诵诗者多，观《传》所记赋诗引诗之事不可枚举，故圣人就所素习者言之。二则《尚书》所载皆帝王经世之大法，非寻常人所能，春秋之世贤士大夫尚未足以及此，故圣人亦不以过望於当时也。三则政以治民正俗为要，《尚书》所言乃朝廷兴革之大端，至於民情之忧喜，风俗之美恶，则《诗》实备之。故读《七月》而知周之所以兴；读《大东》而知周之所以衰；读齐、唐之风而知其立国之强；读陈、郑之风而知其享国之促。《车攻》、《夜如何其》，非不朝会仍其旧也，然诵《白驹》、《黄鸟》而知周之必微。《载驰》、《定之方中》，非不国家失其故也，然诵《淇澳》、《干旄》而知卫之必久。《诗》之有益於政大矣，无怪乎季札观於周乐而兴亡得失遂如指诸掌也。余尝观前代诸史书，亦自以为识其治乱之由；其後泛观前人诗集文集与野史之所载，士大夫之风气，民间之好尚，官府闾阎之利弊，所以兴亡盛衰之故皆了然如见，然後知始之所得尚浅，而史之未足以尽政也。圣人於诵《诗》者而望其达於政，其亦犹此意乎？惜乎世之诵《诗》者皆为《诗序》所误，强以事附会之，失诗人之本意，遂至与政不相涉也！
△人心风俗之固
大抵国家之所以久，惟在人心风俗之固；而人心风俗之固，惟赖都邑大夫之贤。观《大田》之诗，“遗秉”、“滞穗”以济人，诵《无衣》之篇，“同袍”、“同仇”以结友，不惟无争而且相恤？不惟衣裘可共而且患难可同。俗何以如是美也？无他，大夫廉勤自励，修明政事，扶弱抑强，奸豪有所畏惮，故民得以相安。相安则不争，不争则相恤，是以如此。若贪惰自恣，则政皆失宜，徇私而鬻狱者有之，告於上而不为理者有之，豪强由是肆行，而平民皆无以自保，非附会同党以求其庇，则别倚豪强而与相抗，风俗安得而不坏乎！吾故读《黄鸟》而知周道之衰，读《硕鼠》而知魏俗之敝也。何者？笃实守分之人决不肯为济恶之事，他乡寄居之客断不能敌土著之民，势必至於“食黍”、“啄粟”，惟所欲为而无如何。“莫我肯顾”，“不可与明”，言人皆视为当然，不以为异也。非美滞炼复邦族，更有何策？良民去而旅人归，则所存者皆败俗之人耳，岂复能有固志！一旦疆场频惊，势必土崩瓦解；无怪乎其避而迁於洛，折而入於晋也。此治乱兴亡之大要。学者熟此二篇，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。《硕鼠》，《诗序》以为刺君，《朱传》以为刺有司。今以《黄鸟》观之，“贪黍”、“食麦”何异“啄粟”、“啄粱”之喻？盖亦困於豪强之陵藉者。但因有司失政，是以至是；不必定以“硕鼠”属之有司也。说已见《魏风》中。
△说经之轻信人言
古之人主有轻信人言而误用奸人，误杀贤臣者。读史者辄讥其不明，固也。然此亦人之通病，非独人主然也。虽说《经》亦如是而已矣。孟子曰：“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。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。国人皆曰贤，然後察之。见贤焉，然後用之。”至於曰“不可”，曰“可杀”，亦然。必待国人之言佥同，然後察之；必待察之见其果然，然後去之杀之。若是乎其不肯轻於信人也！今说《经》者则不然。《卫序》、《郑笺》之说《诗》也，不过一家如是言耳，《齐诗》不如是也，《鲁诗》不如是也，即《韩诗》亦不如是也；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，而诸大夫国人皆不以为贤，不以为不可，不以为可杀乎？且考之《史略》、《汉书》，不合也，考之《春秋经传》、《国语》，不合也，即细玩本诗之词意而亦不合也；是何异一二人如是言，及察之而实未尝资，未尝不可，未尝可杀乎？然而说者皆不之问，有如不见不闻然者，此何故哉？夫诸大夫国人之言皆同，尚犹不敢尽信而必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