共姜自誓之诗。今玩其词，“我仪”、“我特”之称，“之死靡他”之语，其为妇人守贞不贰之作无疑；而“{髟}彼两髦”属之於世子，语亦符合。此必有所传而云然，非揣度而为之说也。《墙茨》、《偕老》、《鹑奔》三篇，以宣姜、昭伯之事当之，虽无确据，然玩其词意与其事正相合，序说近是。惟《传》以《鹑奔》为假惠公之言以刺之，尚恐未然。观其称“君”而不称母，或卫之群公子所作，未可知也。《颛ぐ》以下三篇亦得诗意，但时世则未可知耳。唯采《唐》说者多疑之；说见後条。
△卫俗非郑所能及
《郑风》二十一篇，男女相悦者不下十篇，其守正不淫者一篇而已。《头纭贩彩篇，贞者一篇，淫者一篇，而刺淫者乃至四篇之多。卫俗非郑能所及也！且《东门》不过自明其志而已，未尝敢斥淫者之失。而《汀纺嗽啤安豢傻馈保“言之丑”，“子之不淑”，“人之无良”，“大无信，不知命”，深斥痛绝，至於如是，何哉？盖风俗所在，虽贤人亦无如之何。彼既习於淫矣，而有一守正者出焉，方且嫉之笑之，求得免焉足矣，何敢反以责人。若公然深斥之，痛绝之，不一而足，则是先王之礼教犹存，民间之风俗未坏，贤者多而不肖者少，见无礼者群然怪之，是以绝之斥之而无所忌，人亦以为是而传而诵之也。吴季札云“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”，岂不信与！吾故读《墙茨》、《君子偕老》、《鹑奔》三篇而知卫之必亡，而又知卫之必将复兴也。至其立言之妙，则《墙茨》、《君子偕老》二篇为最。《墙茨》一篇初不明斥其恶，而但云“不可道”，“言之丑”，不言之刺甚於言矣。《君子偕老》先从对面著笔，而以“象服是宜”一句跌醒，然後用二语点出主意，笔法之巧，最耐咀嚼玩味。孔子曰：“不学诗，无以言。”良不诬也。《相鼠》刺无礼仪，亦足以见风俗之美。
△《桑中》等篇作诗者无刺意
《诗序》云：“《桑中》，刺奔也。卫之公室淫乱，男女相奔，至於世族在位，相窃妻妾，期於幽远，政散民流而不可止。”吕氏祖谦云：“诗之为体不同，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，此类是也。”严氏粲云：“或以《桑中》为淫奔者所自作，则非所谓止乎礼义矣。当从国史所题以为刺也。”朱子《诗序辨说》云：“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。《序》之首句以为刺奔，误矣。”又云：“诗之为刺，固有不加一词而意自见者，《清人》、《猗嗟》之属是已。然尝试玩之，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。岂有将欲刺人之恶，乃反自为彼人之言，以陷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！”又云：“以是为刺，不惟无益，殆恐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。”余按：《桑中》一篇但有叹美之意，绝无规戒之言。若如是而可以为刺，则曹植之《洛神赋》，李商隐之《无题诗》，韩之《香奁集》，莫非刺淫者矣。夫《子虚》、《上林》，劝百讽一，古人犹以为讥，况有劝而无讽，乃反可谓之刺诗乎！余尝细核《序》文，比其前後而参观之，同一题为刺而其文互异。《新台》以为刺宣公，则其文云“国人恶之而作是诗”。《南山》以为刺宣公，则其文云“大夫遇是恶，作诗而去之”。诸如此类，《序》以为作诗者之刺其君，文甚明也。若《桑中序》首言“刺奔”而下但言“卫之公室淫乱，男女相奔”，《远序》首言“刺荒”而下但言“哀公好田猎，国人化之，习於田猎谓之贤，闲於驰逐谓之好”，《丰序》首言“刺乱”而下但言“婚姻道缺”，《著序》首言“刺时”而下但言“时不亲迎”，皆无一言及於诗人之剌之者，与《新台》、《南山》诸篇之文绝不类。疑作《序》者以录此诗於《国风》中以垂戒於後世故谓之刺，未必果谓作此诗者之刺之也。《凯风序》云：“美孝子也。”而诗称“有子七人，莫慰母心”，此为美之乎？抑为责之乎？疑《序》亦以录此诗为美之，非以作此诗为美之也。《静女》、《有狐》之“刺时”，《溱洧》、《绸缪》之“刺乱”，恐亦皆当如是，正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。
△《干旄》访贤才
卫之重封，由於齐桓。齐桓所封者，邢与卫也。然邢仅二十馀年而遂亡，而卫历春秋及战国秦又数百年而始亡，何哉？吾读《干旄》之篇而知卫之所以久存良有由也。盖国家之治惟赖贤才，而贤才不易得，故人君於贤才不惟当举之用之，而且当鼓之舞之。旌旄之贲於浚，所以下贤也，即所以劝贤也。下贤，则有以咨诹治道。劝贤，则人皆争自濯磨而贤才将不胜其用。故季札至卫，而曰：“卫多君子，未有患也。”君子之所以多，正由其君好贤，因而其卿大夫咸知下士，躬访贤才於畎亩中，以故人皆竞於贤耳。是知立国之规模未有不在於好贤者。读《诗》者能以此篇例之，则授之以政而无不达者矣。
△《硕人》非闵庄姜诗
《硕人》，《序》以为闵庄姜之诗，谓“庄公惑於嬖妾，使骄上僭，庄姜贤而不答，终以无子；国人闵而忧之。”朱子《集传》从之，更无异说。余按：此篇凡四章，首章言其贵，次章言其美，三章言其婚成，四章言其媵众，毫不见有刺庄公之意，不知《序》与《传》何从而知之？且玩诗词，乃其初至时作。当其初至，何由预知异日庄公之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