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乃鲁哀公二年，而误以为三年；因灵公问陈而遂行，盖本之於《论语》。余按：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记乃一时事，《论语》记其去卫之故，而《孟子》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，非再去也。《世家》误分为二，遂谓孔子至陈三岁而反乎卫，由卫而再贸乱允抵。不思定公卒之岁距灵公之卒仅二年，而孔子居陈三岁，并曹、宋、郑、蒲之滞及在卫临河之日计之，当不下四五年，如此，则灵公之卒固已久矣，尚安得有问陈事乎！其谬一也。《论语》云：“子在陈，曰：‘归与！归与：吾党之小於狂简，斐然成章，不知所以裁之。’”《孟子》云：“孔子在陈，曰：‘盍归乎来，吾党之士狂简，进取不忘其初。’”此两章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词。《世家》亦分以为二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，一属之初至陈，一属之再至陈。夫既思狂简而反卫矣，而又至陈，奚为者？至陈而又思归以裁狂简，何其行止之无常乎？其谬二也。过匡之役，以恐获罪而去，未出境也，无故而反；临河之役，无故而去，亦未出境也，闻窦鸣犊、舜华之死，不得已而复反，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？孟子曰：“古之君子，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，言弗行也则去之；其次，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，礼貌衰则去之。”去果是也，则不当不召而自反；如可反也，则毋宁始之不去之为愈乎，而何为乎仆仆於道途而不惮其烦也？其谬三也。且《世家》以定十四年梦溃而《年表》已於是年至陈；《世家》以定十五年遭宋桓之难，而《年表》乃在哀之三年；《世家》以哀六年再反卫，而《年表》乃在十年；《世家》自陈反卫，自卫复至陈之事，《年表》皆无之：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，而学者反皆遵之，谓孔子三至卫而三至陈，甚不可解也！今取《孟子》过宋之文，《论语》问陈之事，合而为一，在陈之叹，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所记亦取而合之，则事理晓然明白，孔子并无由卫而再贸拢由陈而再返卫之事矣。至其去卫之年虽无可考，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，则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，《世家》所谓鲁定公卒之岁去卫者近是。由此过来至陈而主贞子，正与《孟子》合；但无自陈反卫而再贸轮事耳。馀已详前数条。
△《年谱》窜易《世家》
《年谱》误以孔子自卫贸轮後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，与《世家》同；而其文尤烦碎，曹、宋皆再至焉。其至卫去卫之年亦与《世家》迥异：有先於《世家》一年者，有後於《世家》二三年者。观其所以改易之故，殊不可晓。既无所本，考之时势亦俱不合。盖《年谱》之作实本於《世家》，而故稍窜易之以泯其迹，使若别有所据者然。较之《世家》尤不足信。
【注一】（颉刚案：本条自“今之《论语》非孔门《论语》之原本”以下，至“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”止，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，今附录原文於下。那珂通世案语谱云：“嘉庆二年刻本，此段专论《论语》采辑不免驳杂，而未归罪於张禹。今转载於此，聊以见东壁考证之进化。”）
《论语》者，非孔子门人所作，亦非一人之所作也。曾子於门人中年最少，而《论语》记其疾革之言，且称孟敬子之谥，则是敬子已没之後乃记此篇，虽回、赐之门人亦恐无复有在者矣。《论语》之文往往重出，亦间有异同者。《季氏》一篇俱称“孔子”，与他篇不同。盖其初各记所闻，篇皆别行，其後齐、鲁诸儒始辑而合之，其识不无高下之殊，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敝异者，势也。今按：《季氏》以下五篇，其文多与前十五篇不类，其中或似《曲礼》，或似《庄子》，或记古今杂事；而《武城》、《佛Α妨秸蚂犊鬃忧俺啤胺蜃印保乃战国时语，前十篇及《春秋传》皆无之；然则其采之也杂矣，其作之也晚矣。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，其事或悖於经传。而此章与佛φ掠群Φ牢苁ト酥大者。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，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；采书者不知其伪而误载之也。夫《春秋》、《史记》、《庄子》、《列女传》诸书，皆有後人续之补之以乱其真，吾恶知非周、秦间之儒者得此数篇而因续之於《论语》之後邪！孟子曰：“尽信《书》则不如无《书》。”《书》者，当世史臣之所记，犹不能以无失，况於传闻追记者乎！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不敢议记者一言之误，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！
【注二】（颉刚案：本条自“又按佛χ叛乃赵襄子时事”以下，至“《列女传》亦以为襄子”止，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，今附录原文於下。）
《左传》《晋语》及《史记》《赵世家》皆无佛ε鲜拢惟《韩诗外传》及《列女传》有之；然皆以为赵襄子时，非简子也。之二书者固不足以取信，然其所记判然两事，非互相剿袭者，而皆以为襄子，然则此事固疑在襄子时也。《左传》於定、哀之际记简子事详矣，自获麟以後乃梢略焉，襄子之及见於《传》者仅两事耳，而《晋语》记简子亦不减十馀事，皆不应独遗此一事，然则此事固应在襄子时也。
●卷三
○过宋
按《孟子於卫章》，是孔子去鲁去卫之後，过宋而後至陈也。《世家》亦记过宋於去卫之後，如陈之前，盖本之此。今从之。
“孔子不悦於鲁、卫；遭