臧哀伯，鲁大夫，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，非其意之所重，其详固不暇深求也。故今弃彼而录此。
“戊辰，王在新邑，萍浪辏何耐酩馀Ｒ唬武王も牛一。王命作册，逸祝册，惟告周公其后。王宾杀湎谈瘛Ｍ跞胩室颉Ｍ趺周公後，作册逸诰，在十有二月。”（《书洛诰》）
△营洛
此上皆记成王、周公营洛之事。
△“周公其後”与“作册逸诰”
“惟告周公其後”，《伪孔传》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，《蔡传》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，蔡说是也。“作册逸诰”，《伪孔传》以为使史逸诰伯禽，《蔡传》以为诰册史逸所作，二说皆非也。何者？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，然他篇悉不载其名，不应此独记之；且无关於事理，於文可省。盖“逸”者，失也，乃《逸书》、《逸诗》之逸。此篇後日之所追记，故其中多缺文，其祝与诰盖失之矣。然祝诰虽失，其大意则可知，故缀其下云“惟告周公其后”，冠其上云“王命周公後”。文义甚明，不烦曲解。且《传》作“史佚”，不作“逸”，恐不得以此为彼也。
【附录】“惟三月哉生魄，周公初基，作新大邑于东国洛；四方民大和会，侯甸男邦采卫，百工播民和，见士于周。周公咸勤，乃洪大诰治。”（《周书》）
△《康诰篇》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
此文在《书大诰》之後，《康诰》之前；旧误以为《康诰篇》序。苏氏以为当在《洛诰篇》首；然以文义揆之，亦不甚合。盖不知为何篇之序，而其诰已逸耳。“三月”，《伪传》以为作洛之三月；然庶殷犹未丕作，何以四方即大和会，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。皆未有以见其必然。姑附录於此。
“惟三月，周公初于新邑洛，用告商王士。……王曰：‘告尔殷多士：今予惟不尔杀，予惟时命有申。今朕作大邑于兹洛，予惟四方罔攸宾，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。尔乃尚有尔土；尔乃尚宁干止。尔克敬，天惟畀矜尔；尔不克敬，尔不啻不有尔土，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。今尔惟时宅尔邑，继尔居，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；尔小子乃兴，从尔迁。’”（《书多士》）
△作洛之诰
此《多士篇》文，乃作洛後诰殷民者。
△“时命有申”
按：此篇云：“予惟时命有申。”“时”，是也。“时命”者，蒙上“大降尔四国民命”之文，即《多方》之命也，“申”，重也。《多方》已命，《多士》又命，故云申也。盖《多方》以迁民故作诰，《多士》以营洛故作诰，故《多方》云“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”；《多士》云“今朕作大邑于兹洛，予惟四方罔攸宾，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。”营洛以後更无他事，何诰之有。然则此篇在《多方》後益无疑矣。《蔡传》亦谓迁民在作洛前，然不知《多方》即以迁故诰；迁民既在前，《多方》安得独在後邪！故今次《多方》於东征，次《多士》於作洛，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。说并见前《多方》条下。
“周公曰：‘呜呼，君子所其无逸！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，则知小人之依。相小人，厥父母勤劳稼穑，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，乃逸，乃谚；既诞；否则侮厥父母曰：“昔之人无闻知！……’”周公曰：‘呜呼，继自今，嗣王，则其无淫于观，于逸，于游，于田，以万民惟正之供！无皇曰“今日耽乐”，乃非民攸训，非天攸若；时人丕则有愆！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！’”（《书无逸》）
此篇仍当次於《多士》之後，说已见前《立政条》下。
△周公作《无逸》宗旨
周公何以作《无逸》也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，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；当太平无事之时，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。方成王之初政，商、奄迭畔，王室不靖，成王之不自暇逸，固也。商、奄既定，天下宗周，飞廉戮，淮夷服，肃慎来，越裳贡，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。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，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；一有逸乐之念，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。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，及其晚节，百度废弛，竟致侯景之乱。唐明皇帝躬戡大难，致开元之盛治，其後亦以荒淫无度，驯致安、史之乱，播迁於蜀。周公知其如是，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。故《周颂》云：“成王不敢康，夙夜基命宥密。”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，是以不敢荒宁，克基天命於无穷也。唐魏征谓“创业易，守成难”；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，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，其意盖皆本之此篇。此治忽兴亡之大要，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。
△《周书》与政事
吾读《洪范》，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、虞、夏、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。吾读《立政》、《无逸》，而知成王、周公之所以绍文、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。《六经》中，道政事者莫过於《尚书》；《尚书》中，自《尧典》、《禹贡》、《皋陶谟》以外，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。然《虞夏书》文简意深，而此则明切晓畅。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，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，绰有馀裕矣！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！唐李德裕幼而敏捷；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，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