儒术，……遂废天下之学，唯存国子一所，弟子七十二人。炀帝即位，复开庠序，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。徵辟儒生，远近毕至，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。纳言定其差次，一以闻奏焉。于时旧儒多已亡，惟信都刘士元、河间刘光伯拔萃出类，学通南北，博极古今，后世钻仰。所制诸经议疏，|绅咸师宗之。既而外事四夷，……其风渐坠。……方领矩步之徒，亦转死沟壑。凡有经籍，因此湮没于煨烬矣。”案史于隋一代经学盛衰及南北学统一，说皆明晰；而北学所以并入于南之故，尚未了然。南朝衣冠礼乐，文采风流，北人常称羡之。高欢谓江南萧衍老公专事衣冠礼乐，中原士大夫望之，以为正朔所在。是当时北人称羡南朝之证。经本朴学，非颛家莫能解，俗目见之，初无可悦。北人笃守汉学，本近质朴；而南人善谈名理，增饰华词，表里可观，雅俗共赏。故虽以亡国之余，足以转移一时风气，使北人舍旧而从之。正如王褒入关，贵游并学褒书，赵文深之书遂被遐弃。文深知好尚难反，亦改习褒书。庾信归周，群公碑志多出其手。信有“韩陵一片石可共语，余皆驴鸣犬吠”之言。此皆北人重南、南人轻北之证。北方经学折入于南，亦犹是也。
经学统一之后，有南学，无北学。南学北学，以所学之宗主分之，非以其人之居址分之也。当南北朝时，南学亦有北人，北学亦有南人。如崔灵恩本北人，而归南；沈重本南人，而归北。及隋并陈，褚晖、顾彪、鲁世达、张冲皆以南人见重于炀帝。南方书籍，如费]《义疏》之类，亦流入于北方。人情既厌故喜新，学术又以华胜朴。当时北人之于南学，有如“陈相见许行而大悦，尽弃其学而学焉”矣。《隋书经籍志》于《易》云：“梁、陈，郑玄、王弼二注，列于国学。齐代，唯传郑义。至隋，王注盛行，郑学浸微。”于《书》云：“梁、陈所讲，有郑、孔二家。齐代，唯传郑义。至隋，孔、郑并行，而郑氏甚微。”于《春秋》云：“《左氏》唯传服义。至隋，杜氏盛行，服义浸微。”是伪孔、王、杜之盛行，郑、服之浸微，皆在隋时。故天下统一之后，经学亦统一，而北学从此绝矣。隋之二刘，冠冕一代。唐人作疏，《诗》、《书》皆本二刘；而孔颖达《书疏》序云：“焯乃组织经文，穿凿孔穴，……使教者烦而多惑，学者劳而少功。……炫嫌焯之烦杂，就而删焉。……义既太略，辞又过华。虽为文笔之善，乃非开奖之路。”据孔氏说，是二刘以北人而染南习；变朴实说经之体，蹈华腴害骨之讥；盖为风气所转移，不得不俯从时尚也。
唐太宗以儒学多门，章句繁杂，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，凡一百七十卷，名曰《五经正义》。颖达既卒，博士马嘉运其所定义疏之失，有诏更定，未就。永徽二年，诏诸臣复考证之，就加增损。永徽四年，颁孔颖达《五经正义》于天下，每年明经依此考试。自唐至宋，明经取士，皆遵此本。夫汉帝称制临决，尚未定为全书；博士分门授徒，亦非止一家数；以经学论，未有统一若此之大且久者。此经学之又一变也。其所定五经疏，《易》主王注，《书》主孔传，《左氏》主杜解；郑注《易》、《书》，服注《左氏》，皆置不取。论者责其朱紫无别，真赝莫分，唐初编定诸儒诚不得辞其咎。而据《隋经籍志》，郑注《易》、《书》，服注《左氏》，在隋已浸微将绝，则在唐初已成“广陵散”矣。北学既并于南，人情各安所习；诸儒之弃彼取此，盖亦因一时之好尚，定一代之规模。犹之唐行诗赋，本炀帝科举之遗；明用时文，沿元人经疑之式。名为新义，实袭旧文。《尚书舜典》疏云：“鞭刑，……大隋造律，方始废之。”《吕刑》疏云：“大隋开皇之初，始除男子宫刑。”以唐人而称大隋，此沿袭二刘之明证。是则作奏虽工，葛龚之名未去；建国有制，节度之榜犹存。疏失可嗤，不能为诸儒解矣。
议孔疏之失者，曰彼此互异，曰曲徇注文，曰杂引谶纬。案著书之例，注不经，疏不注；不取异义，专宗一家；曲徇注文，未足为病。谶纬多存古义，原本今文；杂引释经，亦非巨谬。惟彼此互异，学者莫知所从；既失刊定之规，殊乖统一之义。即如谶纬之说，经疏并引；而《诗》、《礼》从郑，则以为是；《书》不从郑，又以为非；究竟谶纬为是为非，矛盾不已甚欤！官修之书不满人意，以其杂出众手，未能自成一家。唐修《晋书》，大为子玄呵诋；梁撰《通史》，未见一字留遗。《正义》奉敕监修，正中此弊。颖达入唐，年已耄老；岂尽逐条亲阅，不过总揽大纲。诸儒分治一经；各取一书以为底本，名为创定，实属因仍。书成而颖达居其功，论定而颖达尸其过。究之功过非一人所独擅，义疏并非诸儒所能为也。其时同修《正义》者，《周易》则马嘉运、赵乾叶，《尚书》则王德韶、李子，《毛诗》则王德韶、齐威，《春秋》则谷那律、杨士勋，《礼记》则朱子奢、李善信、贾公彦、柳士宣、范义f、张权。标题孔颖达一人之名者，以年辈在先，名位独重耳。
朱子谓五经疏，《周礼》最好，《诗》、《礼记》次之，《书》、《易》为下。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考之《隋志》，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