云：“文帝好刑名，博士具官未有进者。”既云具官，岂复增置；五经未备，何及传记。汉人皆无此说，惟刘歆《移博士书》有孝文时诸子传说立于学官之语，赵氏此说当即本于刘歆，恐非实录。
刘歆《移博士书》又曰：“鲁共王得古文，《逸礼》有三十九篇，《书》十六篇，及《春秋》左氏丘明所修，皆古文旧书。”而诋博士“抑此三学，以《尚书》为备，谓《左氏》为不传《春秋》。”案此乃前汉经师不信古文之明证也。以《尚书》为备，即王充《论衡》云：“或说《尚书》二十九篇者，法曰（疑北字误）斗与七宿。四七二十八篇，其一曰斗矣。故二十九是也。”《尚书》百篇，其序略见《史记》；伏生传篇止二十九，汉人以为即此已足，故有配斗与二十八宿之说。若《逸书》十六篇，其目见于马、郑所传，绝无师说。马、郑本出杜林，未知即刘歆所云孔壁古文否。伪孔篇目，与马、、郑又不符，其伪更不待辨。谓《左氏》为不传《春秋》，即范升云：“《左氏》不祖孔子，而出于丘明，师徒相传又无其人”是也。（《释文序录》，左丘明作传授曾申，递传至张苍、贾谊，传授如此分明，何得谓相传无人。而范升云云，足见《序录》乃后出之说，汉人所未见也。）《史记》称《左氏春秋》，不称《春秋左氏传》，盖如《晏子春秋》、《吕氏春秋》之类，别为一书，不依傍圣经。《汉书》刘歆传曰：“初《左氏传》多古字古言，学者传训故而已，及歆治《左氏》，引传文以解经，转相发明，由是章句义理备焉。”据歆传，刘歆以前，《左氏》传文本不解经，故博士以为《左氏》不传《春秋》。近人刘逢禄以为《左氏》凡例书法皆刘歆窜入者，由《史》、《汉》之说推之也。《汉书艺文志》曰：“鲁共王得《古文尚书》及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，皆古字也。”据此，则共王得孔壁古文，不止《逸礼》、《尚书》，并有《礼记》、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。《尚书古文经》四十六卷，《论语》古二十一篇，《孝经》古孔氏一篇，皆明见《艺文志》。《志》于《礼》但云：《礼古经》五十六卷，《经》七十篇，（当作十七篇，即今《仪礼》。）《记》百三十一篇，无《礼记》；而今之《礼记》亦无今古文之分。《志》云《礼记》，即《礼古经》与《记》。《仪礼》有今古文之别；郑注云：“古文作某，今文作某”是也。郑以《古论语》校《鲁论》，见《经典释文》，云：“鲁读某为某，今从古。”《孝经》古孔氏，许慎尝遣子冲上《说文》，并上其古文说。桓谭《新论》以为今异者四百余字。其书亡不可考。隋刘炫伪作《古文孝经》，唐、宋人多惑之。浅人但见古文二字，即为所震，不敢置议，不知前汉经师并不信古文也。
两汉经学有今古文之分。今古文所以分，其先由于文字之异。今文者，今所谓隶书，世所传熹平《石经》及孔庙等处汉碑是也。古文者，今所谓籀书，世所传岐阳石鼓及《说文》所载古文是也。隶书，汉世通行，故当时谓之今文；犹今人之于楷书，人人尽识者也。籀书，汉世已不通行，故当时谓之古文；犹今人之于篆、隶，不能人人尽识者也。凡文字必人人尽识，方可以教初学。许慎谓孔子写定六经，皆用古文；然则，孔氏与伏生所藏书，亦必是古文。汉初发藏以授生徒，必改为通行之今文，乃便学者诵习。故汉立博士十四，皆今文家。而当古文未兴之前，未尝别立今文之名。《史记儒林传》云：“孔氏有《古文尚书》，而安国以今文读之，”乃就《尚书》之古今文字而言。而鲁、齐、韩《诗》，《公羊春秋》，《史记》不云今文家也。至刘歆始增置《古文尚书》、《毛诗》、《周官》、《左氏春秋》。既立学官，必创说解。后汉卫宏、贾逵、马融又递为增补，以行于世，遂与今文分道扬镳。许慎《五经异义》有《古尚书说》、《今尚书》夏侯欧阳说，《古毛诗》说、《今诗》韩鲁说，《古周礼》说、《今礼》戴说，《古春秋》左氏说、《今春秋》公羊说，《古孝经》说、《今孝经》说，皆分别言之，非惟文字不同，而说解亦异矣。
治经必宗汉学，而汉学亦有辨。前汉今文说，专明大义微言；后汉杂古文，多详章句训诂。章句训诂不能尽餍学者之心，于是宋儒起而言义理。此汉、宋之经学所以分也。惟前汉今文学能兼义理训诂之长。武、宣之间，经学大昌，家数未分，纯正不杂，故其学极精而有用。以《禹贡》治河，以《洪范》察变，以《春秋》决狱，以三百五篇当谏书，治一经得一经之益也。当时之书，惜多散失。传于今者，惟伏生《尚书大传》，多存古礼，与《王制》相出入，解《书》义为最古；董子《春秋繁露》，发明《公羊》三科九旨，且深于天人性命之学；《韩诗》仅存《外传》，推演诗人之旨，足以证明古义。学者先读三书，深思其旨，乃知汉学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，将欲通经致用，先求大义微言，以视章句训诂之学，如刘歆所讥“分文析义，烦言碎辞，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”者，其难易得失何如也。（古文学出刘歆，而古文训诂之流弊先为刘歆所讥，则后世破碎支离之学，又歆所不取者。）
太史公书成于汉武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