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泄不返，安能更相注而无遗漏耶？计王景新河，初年渠身尚浅，伏秋二汛，往往溢出内堤，漾至大堤，故立水门，便游波有所休息，不过三四日，即退最河槽，故言更相洄注。若数年后，新河涤深至五六丈，则大汛不复溢过内堤，而水门可等虚设，故能千年无患。然则十里一水门者，盖其开放新河时，使皆洄注于内堤左右，而非泄水于外堤乎？用钱千万贯，不及近世兰阳、武陟大工之半，而遂建千载之绩，何惮而不为？曰：王景筑堤千余里，用钱千万贯，其时物力视今贵贱悬绝。果能以今日银价合古时钱价耶？曰：王景之费，一由于初创新道，故有凿阜破砥，直截沟涧之劳；二由于十里立一水门更相洄注也。今则因其故道，无复凿阜破砥之功，是费可省于旧者一。水门石工，视缕堤土工费倍，盖其时荥阳以东，无高厚南岸为之节制，恐河南侵，故堤防用力若是，今则有高厚旧河身以为南岸，即不必立水门，不必用缕堤，而但筑遥堤；其北岸亦止须间抛砖工以护堤御涨，费可省于旧者二。是今日之事，师景而逸于景。考河堤土工，每方例给银一钱九分，或二钱一分。今欲改道，必筑新堤高丈五尺，顶厚三丈，底宽十丈五尺，计堤长每丈需土百言，为银二十两，每堤一里，需银二千六百两，除旧河上游，即以北堤作南堤，毋庸新筑，及下游大清河两岸遥堤，高广减半，其费较省外，统计新河千余里，不过费帑金五六百万，止需目前今河例修一岁之费，即可一劳永逸；以今之银五百万，抵汉世之千万贯有余矣。至东汉滨河员吏。秩不过千石，且隶于郡国，等于掾属，视今日两总督、八道员、数十厅营，相去悬绝，则共岁修工程之无多又可知，不独险工减于后世什九，其浮费亦必不及后世什一。险工减，故官可大裁；浮费核，则工归实用。故古河员之多寡，恒视河务为盛衰。员愈多，费愈冗者，河必愈坏；员愈少，费愈节者，其河必愈深。如曰不然，近请视国初，远请视前史。
曰：国朝孙文定、裘文达，皆曾主北流之议。然孙公之议，则欲于漕舟抵临清后，即由大清河入海，转运天津，所经海道仅四百余里，皆平恬内海，而非大洋，并以乾隆三年运登、莱米三十万石，由利津至天津，一日即至为证。今八河湮塞难浚，不若改由六塘河之省力。然耶，否耶？
曰：自元、明以来，知北流之利者，如余阙、胡世宁及近日胡谓、孙星衍不一其人，皆无如漕舟直达之无策。若言盘堤、言海运，终不能不两易其舟，即无以杜阻挠之口。由其时尚未有灌塘济运之法，故言改河北流，必至道光间行之，始万全无失。亦事穷则变，千载一时，至后汉《王景传》，但言修渠筑堤千余里至海口，并无播河为八之说。《明帝纪》言汴渠决坏六十余岁，王景治之，河、汴分流，是其时河决为二，一由汴，一由济，王景塞汴归济，并不北经德州，亦无德、棣间先决为八之事，不知裘文达何自得此无稽之语。盖误认德州之老黄河九河故渎者，以为王景之河，且欲广其尾闾宽五六十里，恣河泛溢，与潘、靳之长堤事水议正相反。地理方向之未辨，更何暇与议方略!德州之老黄河，乃所王谓蟒河也。
问曰：兖州大清河为王景故道，既可千年无患，何以禹河不专行漯川，而必兼行故渎，致殷都五迁之患，岂禹之智不及景耶？
曰：史言禹以河所从来者高，行平地，数为败，乃至冀州引河北行，载之高地。则是洚水割之时，兖州一望汪洋，水中无可施功，故从大陆开凿北行，载之高地。既称高地，明天然之壑。及兖州水退，降丘宅土之后，河槽涸出，始知济渎地势胜于冀州，故别厮二渠，兼行漯川，实由以漯川为正流，而姑留冀州故道为分派。其后冀州高地之九河日淤，正溜日趋卑地，故殷室有五迁之患。及周定王后，九河故道全塞，遂专趋济渎，后汉王景始因禹迹以成功，非景之智过于禹，所值之时，所因之时，过于禹也。是大禹初引河北载诸高地者，洪水时未竟之楞，继又厮渠引河东趋漯川者，洪水后讲求尽善，而王景始成禹之志。师景即所以师禹，非一时之功，实百世之功也。
问：明人有沁水通运之议，以沁水由河南武陟入黄河，北与卫河相近，其水冬春清而夏秋浊，欲与木栾店修分水闸坝，冬春引清水入运河，夏秋放浊水入黄河，沁水可兼通南北。今议改河北岸，曷不令漕舟溯黄而上，由沁入卫，通黄、运南北之枢，可免灌塘济运之功乎？
曰：沁水浊悍冲决，使北行入运，则卫辉必有昏垫之虞。无论七分入黄、三分济运之闸坝未必可成，即使可成，而漕艘既至张秋以后，乃不直赴临清，而令逆溯黄河数百里而上，迂道千余里，以觊不可必之功，视临清灌塘济运，劳逸迂直相百也。智恶其凿，非利导之所尚也。
问：两汉、晋、唐，河行东北；其时长安、洛阳，帝都皆在河南；金、元、明、本朝，河行东南，则燕都在河北。或谓冀北建都之形势，其河宜南不宜北，然乎，否乎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