塞。是地势北岸下而南岸高，河流北趋顺而南趋逆。故挽复故道，北难而南易。上游北决，则较下游其挽回尤不易。
问曰：然则河之北决，非就下之性乎？每上游豫省北决，必贯张秋运河，张秋即今寿张县。趋大清河入海，非天然河槽乎？挽回南道既逆而难，何不因其就下之性使顺而且易，奈何反难其易而易其难，祸其福而福其祸？则必曰：恐妨运道。乌乎!今之南运河，果能不灌塘而启坝通运乎？既可灌塘于南运河，独不可灌塘于北运河乎？明知顺逆难易，利害相百，乃必不肯舍逆而就顺，舍难而就易，岂地势水性使然乎？审地势水性如之何？曰：莫如南条行南，北条行北而已。近日黄河屡决，皆在南岸，诚为无益，即北决，而仅在下游徐、沛、归德之间亦无益，惟北决于开封以上则大益。何则？河、济北渎也，而泰山之伏脉介其中，故自封丘以东，地势中隆高起，而运河分水龙王庙，遏汶成湖，妥流南北以济运。是河本在中干之北，自有天然归海之壑。强使冒干脊而南，其利北不利南者，势也。北条有二道：一为冀河故渎，史记所谓禹载之高地者，今不可用。上游即漳水，下游至天津静海县入海，皆禹河故道，其他亦高，故不可用。一为山东武定府之大清河即济水、小清河即漯水，皆绕泰山东北，起东阿，经济南，至武定府利津县入海，即禹厮河为二渠，一行冀州，一行漯川者也。
自周定王时，黄河失冀故道，即夺济入海，东行漯川，故后汉明帝永平中，王景治河，塞汴归济，筑堤修渠，自荥阳至千乘海口千余里，汉千乘即今武定利津县。行之千年。阅魏、晋、南北朝，迨唐、五代，犹无河患，是禹后一大治，盖不用禹冀州漳、卫之故道，而用禹兖州漯川之故道。以地势，则上游在怀庆界，有广武山障其南，大仳山障其北；既出，即奔放直向东北，下游有泰山支麓界之，起兖州东阿以东，至青州入海，其道，其道皆亘古不变不坏，共善一。以水性，则借至清沉驶之济，涤至浊淤之河，药对证而力相敌，非淮，泗恒流不足刷黄者比，其善二。
北宋河益北徙，几复故道，宋人恐河入契丹境，则南朝失险，故兴六塔二股河，欲挽之使东，又不知讲求漯川故道，其弊在于以河界敌，志不治何也。
及南宋绍熙、金明昌之际，河遂自阳武而东，至寿张，注梁山泺分二派由北清河入海，南派由南清河入淮，南清河即泗水入淮之道，今会通河起汶上县至淮安府清河县是也。北清河即济漯川。今大清河自运河滚水坝历东阿、平阴、济阳、齐东、武、青城、滨州、蒲台至利津海口其时，金人以邻为壑，故纵河南下，与北清行，其弊又在于河病敌，亦无志治河也。
及元世祖至正中，开会通河，尽断北流，专以一淮受全河，而河患始亟。元末至正中又北决。贾鲁初献二策：一议修筑北堤以制横溃，其用功省；一议浚塞并举，挽河南行，复故道，其功费甚大。脱脱竟用后议，挽之使南，其时，余阙即言河在宁、卫之郊，地势南高于北，河之南徙难而北徙易。议者虑河之北，则碍会通之漕，不知河即北，而会通之漕不废。何则？漕以汶，不以黄也。贾鲁不能坚持初议，其识尚出余阕之下。明以来，如潘印川、靳文襄，但用力于清口，而不知徙清口天兖、豫，其所见又出贾鲁之下。诸臣修复之河，皆不数年、十余年随决岁塞，从无王景河千年无患之事。岂诸臣之才，皆不如景，何以所因之地势水性，皆不如景？其弊在于以河通漕，故不暇以河治河也。
今日视康熙时之河，又不可道里计。海口旧深七八丈者，今不二三丈；河堤内外滩地相平者，今淤高三四五丈，而堤外平地亦漫屡淤，如徐州、开封城外地，今皆与雉堞等，则河底较国初必淤至数丈以外。洪泽湖水，在康熙时止有中泓一河，宽十余丈，深一丈外，即能畅出刷黄，今则汪洋数百里，蓄深至二丈余，尚不出口，何怪湖岁淹，河岁决？然自来决北岸者，其挽复之难，皆事倍功半，是河利北不利南，明如星日，河之北决，必冲张秋，贯运河，归大清河入海，是大清河足容纳全河，又明如星日。使当时河臣明古今，审地势，移开渠塞决之费，为因势利导之谋，真千载一时之机会。乃河再三欲东入济，人必再三强使南入淮，强之而河不受制，则曰：“治河无善策，治河兼治运，尤无善策。”乌乎!运河之贯黄河，南北一也，黄河之贯运河，亦南北一也，汶水自南旺湖北行百三十余里，到张秋入大清河，建瓴而下，是南岸通漕甚易，所宜筹，惟北岸但自寿张至临清二百余里，尽塞减水坝倒塘济运，而筑石闸于寿张黄、运之交，是北岸通运，亦视南河御黄坝倍易，何虞乎运道？且今日之河，亦不患其不改而北也。使南河尚有一线之可治，十余岁之下决，尚可迁延日月。今则无岁不溃。无药可治，人力纵改，河亦必自改之。然改之不可于南岸，亦不可于下游徐、沛之北岸。何也？上游河身高于平地，仍可决而南也。惟一旦决上游北岸，夺溜入济，如兰阳、封丘之事，则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