端礼不能遏，但长吁而巳。去留之迹，已是吻合。又云黄灏、黄度皆以腚泻叮褫职罢郡，端礼执奏竟不免。吕祖俭尚书南迁，端礼救解不获，公议始归责焉。其行事毁誉，又何同也？至《刘颖传》记颖与汝愚相遇于废寺，僧床立语曰：“寄谢余参政某虽去，而人才犹在，朝廷幸善待之。”颖为慨诺。比余继相卒，于善类多所全佑，史以为颖之助云。世传刘、谢之行，李握手涕泣，刘正色曰：“何泣为？当时若相助一言，便可同去。今日何泣为？”李大愧赧，果尔则刘文靖似少戆，不若赵公之忠且厚矣。
宋时窑器以汝州为第一，而京师自置官窑次之。我朝则专设于浮梁县之景德镇。永乐、宣德间，内府烧造迄今为贵。其时以W眼甜白为常，以苏麻离青为饰，以鲜红为宝。至成化问，所烧尚五色炫烂，然而回青未有也。回青者，出外国。正德间，大镇云南得之，以炼石为伪，宝其价。初倍黄金，巳知其可烧窑器，用之果佳。嗣是阖镇用之，内府亦有输积，而青价稍稍贱矣。嘉靖间，回青虽盛，鲜红土断绝，烧法大不同前。而上忽命烧大钢，围至六七尺，所用土料，青料既多，比入火，十无二三完好者。坐是为虚费甚钜，而人莫敢言。穆宗登极，诏发宣德间鲜红样命造，抚臣徐拭力言此土巳绝，止可采矾红。上姑允之，而加造方器如匣笥类者甚多，大钢之费既在，而方器之苦复增。盖窑器圆者镟之立就，倏忽若神。独方物即至小，亦须手捻而成，最难完整，供御大率十不能一二，余皆置之无用，殊可惜也。今上时犹踵二宗之令，且添造棋局矣。棋局如片板，尤难就，而苦不中用，不知何取而为之？盖余为九江分守，曾督运二钢，亲至其地，故得详颠末云。
国朝称治河功，前有陈平江u，宋尚书礼，徐武功有贞，刘尚书大夏，近则潘尚书季驯。先是河决荥城、崔镇之间，运道梗塞，议者以为草湾之下河口淤浅所致，乃谋浚之。顾荡荡何所施功，则复议别开一道入海。畚筑既施，而河塞如故。潘公继之，以为河性湍悍，自逐不肯分流，以人治水不若以水治水。乃排众议，筑厚堤，襟束之妙，在堤外更筑遥堤。盖襟束太急，或致崩溃，抵遥堤而怒杀矣。间又于遥堤上为减水闸以泻之，于是河势无所之，自相冲荡，浮沙皆随水去。入海如箭，而运道复通矣。潘公既治水，乃复议塞高家堰。高家堰者在淮安西，故淮之决口也。先时淮水从堰南注上流，稍疏寿、泗诸州，水患未甚。公既用石万计塞之，坚若宣房宫，而泗州益受淮冲。余尝至泗，目击城中皆水，而祖陵在泗者，相去数百武，亦殊岌岌。于是泗人争，言潘尚书曲防以病泗，不顾祖陵。当是时，其U几摇动，幸庙议持之乃定。顾议者亦未能深了其故也。夫古称渎者独也，谓其独入于海也。自河决飞云桥，后夺清河入淮，而河淮并流，是渎不独矣。河性最急，淮往差缓，缓急并行，缓者反壅，如两军异道，同会康庄，其一铁骑霞玻其一部曲徐重。飞骑在前，徐者愈徐，后阵必乱势也。势吾无如之何？天实为之，而于人谋乎？何尤贾让之言治河三策，以迁郡邑避河为上策，然自古所患者河害耳。未尝资之为利也。我国家建都幽燕，而河适为咽喉，运道所由是，安可任其溃决而它往乎？此其利害安可与淮等也？高家堰非淮故道也，决而不已，高宝诸湖间皆黄水浸漫，不独膏腴化为稽天，即粮运何所渡淮而入河？此其利害又安可与泗等也？览者识缓急之势，筹利害之源，酌轻重之等，而两河如指诸掌矣。然则泗可遂浸，而祖陵可遂亡虑乎？曰：“何为其然也？”泗故与盱眙夹河而城，盱眙山也，故不受冲，而泗独当之。为今之计，当即以潘公长堤、遥堤之法，卫我祖陵与泗州城，而其它漫衍无屯聚之所，则稍任其漫流，或如贾让之说，迁而避之，庶几祖陵运道两无忧耳。至于河性不常，幸沧岸谷则尚有天在，故非人谋所能必也。
有一邑，而前后盛事若合符节者。台州临海县金学宪贲亨，初姓高，后复金姓，三子长立爱，次立敬，又次立相，俱中式计偕。立爱、立敬俱第，立相下第归，次科立相亦中，俱宦南都，迎父养■〈忄萑〉如陆贾。立相寻卒，立敬官至工部侍郎。后又有王宗沐官刑部侍郎，三子长士琦，次士崧，又次士昌，亦同计偕。士琦，士崧俱第，士昌归，次科亦中。宗沐见存，此事天下罕遇，而萃于海滨一邑。然王位尊身，与三子俱以春秋魁，愈出愈奇矣。
偶得近时三盛事记于此。万历十三年，诏起侍郎王锡爵为文渊阁大学士，时首相为申时行，直隶吴县人；次相为许国，直隶歙县人。锡爵，余州人，三人皆在直隶，一奇也；二人同一府，二奇也；而尤异者时行壬戌状元，锡爵同科会元，国辛酉解元，三相各占一元。自有殿阁以来，无此盛事。华州王庭诗兄弟三人，庭诗年十六中乡举，其次弟庭撰年十七继中。余过华州，问知有幼弟庭谕年十五，是秋亦中。三人皆极早发，而各占一岁无同者，其后又各举进士，少华之秀巧钟如此。福州府致仕知府林春泽年一百四岁而卒，其子侍郎应亮、孙提学副使如楚皆早致仕归。春泽年一百时，院司为盖百岁坊，春泽率子及孙遍拜以谢，起走如飞，时御女如少壮人。应亮今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