谢关切”。伯才也不便再撩他心事，便渐渐的彼此谈起政见来。
伯才道：“现在时局这样危急，两位学通三国，迹遍五洲，一定有许多特别心得，尚乞指教。”二人齐称不敢。去病便道：“刚才老先生演说的，便句句都是救时药言，晚生们意见也就差不多。”伯才道：“这都是空言，有甚么补益！兄弟这时到底总还想不出一个下手方法，好生焦急。”去病道：“老先生在这冲要地方多年，阅历总是很深的，据先生看来，中国近日民间风气如何？眼前心上的有用人才想也见得不少。”
伯才叹一口气道：“这一两年来，风气不能算他不开，但不过沿江沿海一点子地方罢了。至于内地，还是和一年以前差不了多少。就是这沿江沿海几省，挂着新党招牌名儿的，虽也不少，便兄弟总觉得国民实力的进步、和那智识的进步程度不能相应，这种现象，还不知是福是祸哩！至于讲到人才，实在寥落得很。在这里天天磨拳擦掌的，倒有百十来个，但可谈的也不过几位罢了。至于东京和内地各处的人物，兄弟知道的，也还有些，两位既留心这件事，待兄弟今晚上开一张清单呈上罢。”
黄、李二人听了，着实钦敬，齐齐答应道：“好极了，费心。”克强接着问道：“老先生德望两尊，在这里主持风气，总是中国前途的一线光明。但晚生还要请教请教，老先生的教育、治事两大方针，不知可能见教么？”伯才道：“兄弟想今日中国时局，总免不过这革命的一个关头，今日办事，只要专做那革命的预备；今日教育，只要养成那革命的人才，老兄以为何如呢？”克强道：“不瞒老先生说，晚生从前也是这个主意，到了近来，却是觉得今日的中国。这革命是万万不能实行的。”
伯才听了不胜诧异，连忙问道：“怎么呢？”克强道：“这个问题，说来也话长，就是晚生这位兄弟李君，他也和晚生很反对。我们从前也曾大大的驳论过一回，那些话都登在《新小说》的第二号，谅来老先生已经看过。但晚生今日还有许多思想，好多证据，将来做出一部书来就正罢。”伯才道：“今日中国革命，很不容易，我也知道。总是不能因为他难便不做了，你想天下哪一件是容易的事呢，这个问题很长，索性等老兄的大著出来，大家再辩论辩论。但兄弟还有一个愚见，革命无论能实行不能实行，这革命论总是要提倡的，为甚么呢？第一件，因为中国将来到底要走哪么一条路方才可以救得转来，这时任凭谁也不能断定。若现在不唤起多些人好生预备，万一有机会到来，还不是白白的看他一眼吗？第二件，但使能够把一国民气鼓舞起来，这当道的人才有所忌惮，或者从破坏主义里头生出些和平改革的结果来，也是好的。两君以为何如呢？”
去病听了，连连点头。克强道：“这话虽也不错，但晚生的意见却是两样。晚生以为若是看定革命是可以做得来的，打算实实把他做去么？古话说得好‘有谋人之心，而使人知之者殆也’，如今要办的实事，既是一点儿把握都没有，却天天在那里叫嚣狂掷，岂不是俗语说的‘带着铃挡去做贼’吗？不过是叫那政府加倍的猜忌提防，闹到连学生也不愿派，连学堂也不愿开，这却有甚么益处呢？老是想拿这些议论振起民气来，做将未办事的地步么，据晚生想来，无论是和平还是破坏，总要民间有些实力，才做得来。这养实力却是最难，那振民气倒是最易，若到实力养得差不多的时候，再看定时势，应该从那一条路实行，那时有几个报馆，几场演说，三两个月工夫，甚么气都振起了。如今整天价瞎谈破坏，却是于实力上头生出许多障碍来，为甚么呢？因现在这个时局，但有丝毫血性的人，个个都是着急到了不得，心里头总想去运动做事，若是运动得来，岂不甚好！但是学问术成，毫无凭藉，这运动能有成效吗？
就是结识得几个会党绿林，济甚么事呢？运动三两个月，觉得头头不是路，这便一个人才堕落的七八个了，岂不是白白送了些人吗？更可怕的，那些年纪太轻的人，血气未定，忽然听了些非常异义，高兴起来，目上于天，往后听到甚么普通实际的学问，都觉得味如嚼蜡，嫌他繁难迟久，个个闹到连学堂也不想上，连学问也不想做，只有大言炎炎，睥睨一世的样子，其实这点子客气，不久也便销沉。若是这样的人越发多，我们国民的实力便到底没有养成的日子了。老先生，你说是不是呢？”
郑伯才一面听，一面心里想道：“怪不得陈仲滂恁地佩服他，这话真是有些远见。”等到克强讲完，伯才还沉吟半晌，便答道：“老兄高论，果然与流俗不同，叫兄弟从前的迷信，又起一点疑团了。这话我今晚上还不能奉答，等我细想几天，再拿笔札商量罢。”随后三人还谈了许多中国近事，外国情形，十分叹惜，越谈越觉投契起来。黄、李两君看看表，已是十一点多钟，怕累铺子里伙计等门，便告辞去了。伯才问一声几时起程，去病答道：“礼拜一。”伯才道：“兄弟明天也要往杭州一行，今晚上将同志名单开一张，明天送上便是。”于是彼此殷勤握别不提。
再说黄、李两人到了上海之后，那《苏报》和《中外日报》是已经登过的，况郑伯才、宗明也曾和他会过面，这些新党们岂有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