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关系，当亦天下所同认矣。然则吾岂与异己者为敌哉？至谓以成己之名，则更失之远矣。反抗于舆论之最高潮，其必受多数之唾骂，此真意中事；使鄙人而好名也，则更安肯出此？吾向年鼓吹破坏主义，而师友多谓为好名，今者反对破坏主义，而论者或又谓为好名，顾吾行吾心之所安而已。吾生性之长短，吾最自知之，吾亦与天下人共见之。要之，鄙人之言其心中之所怀抱而不能一毫有所自隐蔽（非直不欲，实不能也），此则其一贯者也。辛壬之间，师友所以督责之者甚至，而吾终不能改；及一旦霍然自见其非，虽欲自无言焉，亦不可得。
吾亦不知其何以如是也。故自认为真理者，则舍己以从，自认为谬误者，则不远而复，如恶恶臭，如好好色，此吾生之所长也。若其见理不定，屡变屡迁，此吾生之所最短也。
南海先生十年前，即以“流质”相戒，诸畏友中，亦频以为规焉，此性质实为吾生进德修业之大魔障。吾之所以不能抗希古人，弊皆坐是，此决不敢自讳，且日思自克而竟无一进者。生平遗憾，莫此为甚。若云好名，则鄙人自信，此关尚看得破也。至立信者必思以其言易天下，不然，则言之奚为者？故鄙人每一意见，辄欲淋漓尽致以发挥之，使无余蕴，则亦受性然也，以是为对于社会一责任而已。
至云两党之人，互相水火，互相唾骂，互相攻讦云云，此诚最可痛心之事。若鄙人之尚知自重而不肯蹈此恶习，此亦当为一国所共谅者。
试观去年春夏间，报界之所以相诬攻者若何，吾党曾一置辩否？又如香港某报，每一日照例必有相攻之文一篇，认列强为第三敌，认满政府为第二敌，认民间异己之党派为第一敌，其所以相唾骂、相攻讦者，亦云至矣。
夫使以笔墨挑战也，则吾辈亦何患无辞？试观鄙人及我亲友，曾为一应敌之师否？
非直不屑为，亦以义固不可也。且如顷者章、邹最后之供词，各报馆之啧有言者亦众矣，而本报并其原语亦不肯录入，诚以敬其初志也。
吾谓“和事人”以此相虑，则可虑者其必不在吾辈矣。若夫吾发表吾现在之所信而不能自己，则吾既言之矣，吾今后更将大有所发表焉，然此非唾骂之谓也，非攻讦之谓也。吾所谓与舆论挑战进，自今以往，有以主义相辨难者，苟持之有故，言之成理，吾乐相与赏之析之；若夫轧轹骂之言，吾固断不以加诸人，其有加诸我者，亦直受之而已。寄语和事人，可无虑此，抑吾亦欲遍国中志士，皆率和事人之教也。至吾之所以不能已于言者，则本报前号中鄙著《论俄罗斯虚无党》、《答飞生》两篇，亦可略见其用意之所存，毋亦如和事人所谓欲两党合力以思挽回之术云尔。愿和事人平心静气一省览焉，而更有以辱教，固所望也。匆匆不具。
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
（1904年2月14日）
近数年来之中国，可谓言论时代也已矣。近数年来中国言论，复杂不可殚数，若革命论者，可谓其最有力之一种也已矣。凡发言者不可不求其论据于历史，凡实行者愈不可不鉴其因果于历史，吾故为《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》，欲与举国言论家一商榷焉。
革命之义有广狭：其最广义，则社会上一切无形有形之事物所生之大变动皆是也；其次广义，则政治上之异动与前此划然成一新时代者，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；其狭义，则专以兵力向于中央政府者是也。吾中国数千年来，惟有狭义的革命，今之持极端革命论者，惟心醉狭义的革命。故吾今所研究，亦在此狭义的革命。
十九世纪者，全世界革命之时代也，而吾中国亦介立其间，曾为一次之大革命也。
顾革命同而其革命之结果不同。所谓结果者，非成败之云也。欧洲中原之革命军，败者强半，而其所收结果，与成焉者未或异也。胡乃中国而独若此？西哲有言：“历史者，民族性质之缫演物也。”吾缘恶果以溯恶因，吾不得不于此焉之。
中国革命史与泰西革命史比较，其特色有七：一曰有私人革命而无团体革命。泰西之革命，皆团体革命也。英人千六百四十六年之役，冲其锋者为国会军；美人千七百七十六年之役，主其事者为十三省议会；又如法国三度之革命，则皆议员大多数之发起而市民从而附和也；千八百四十八年以后，欧洲中原诸地之革命，莫非由上流团体主持其间也。
综而论之，则自希腊、罗马以迄近世革命之大举百十见，罔非平民团体与贵族团体相阋争也。独吾中国不然，数千年来革命之迹，不绝于史乘，而求其主动之革命团体，无一可见。惟董卓之役，关东州郡会合，推袁绍为盟主以起义，庶几近之，然不旋踵而同盟涣矣。自余若张角之天书，徐鸿儒之白莲教，洪秀全之天主教，虽处心积虑，历有年所，聚众稍夥，然后从事，类皆由一二私人之权术，于团体之义仍无当也。其在现世，若哥老、三合之徒，就外观视之，俨然一团体，然察其实情，无有也。
且其结集已数百年，而革命之实，竟不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