甚侈。蕴古始至，辄乞灵焉，妄谓有心诺，辍俸易牌，而刻其官位姓名于旁。市人皆惊，曰：“以新易旧，恶其不华耳。易之而不如其旧，其意果何在？”有右武大夫魏仲昌者，独曰：“是不难晓。他人之归正者，侥幸官爵金帛而已。蕴古则真细作也。夫谍之入境，不止一人，榜其名，所以示踵至者，欲其知己至耳。”闻者怃然不信，后卒如言。余尝谓纳降非上策，昂于前录，吴畏斋启、文惠之谋国，可以言智矣。仲昌一武弁，乃能逆见奸人之情，其才亦有足称者，今世殆不多见也。
○大散论赏书
绍兴壬午春，南北既交兵，蜀宣抚使吴（）谋取雍，使大将姚（仲）攻大散关，不下。仲久于军，妄谓军士不用命，实赏给之薄，故功且弗成。王参预（之望）时总军赋，仲之幕属曰朱绂，尝登门焉，以书抵之曰：“先生以博大高明之学，当艰难险阻之时，凡百施设，莫非经久。顾兹全蜀，久赖绥抚，虽三边用兵之际，无征输重困之劳，自非先生以体国爱民为念，何以及此。天下之势固有不两立者，兵与民是也。兵不可不费财，而责其万死之功；民不可不出财，而济其一时之急，此天下之通理也。先生深知兵民两相为用之策，闻蜀民自军兴之后，恬然自安，不有用兵之费，先生恩德固亦大矣。然有可言者，绂为先生门下士，岂敢自隐，且时异事异，故宜改更，不可执一。自虏人九月六日叩关，于时事出仓卒，诸将云，大军一出，必遂破敌。初，宣抚吴公，自谓可以两月为期，必能克敌，既而虏壁愈坚，相持已逾四月矣，将帅牵制，久未成功，兵不可不谓之暴露。如今日事势，与前日不同，先生当相时之宜，以取必胜，兹其时也。闻之诸军斗志不锐，战心不壮，且曰：‘使我力战，就能果立微劳，其如赏给在何处，伺候核实保明，申获宣司、总司、旨麾，往返数旬，岂能济急？’大率在今之势，与前既异，不立重赏，何以贵人。前宣抚吴公，仅能保守全蜀，盖赏厚而战士用命也。先生详酌事机，别与措置，略于川蜀科敷军须之费十分之一，多与准备给赏钱物近一二百万，自总所移文诸帅，明出晓示，号令诸军，各使立功，以就见赏。谓如散关一处，设使当初有银绢各一二万匹两，钱引一二十万道，椿在凤州，宣抚吴公、节使姚公，以上件赏给，明告诸军，遣二三统制官便宜，各以其所部全军一出，谕之曰：‘当进而退，则坐以军法；进而胜捷，能破关隘，则有此重赏。’如是而军不用命，虏不破灭，无有也。说者谓方今朝廷财用匮乏，若夤缘军兴，而费耗国用，则先生所不取。绂曰：不然！先生体国爱民之心，朝野孰不知。兵事固有当更张而不更张，则悠久相持，不能力济机会，一劳而久逸，暂赏而永宁，正在此举。绂之区区，未必可行，幸先生怒其狂愚，或以为可教，则一览付火。”王读之，大骇，乃答书曰：“辱示札目，见咎不科敷百姓，异哉！足下之言也。本所以财赋为职事，应副诸军，自当竭力。若是军须阙乏，有功将士合赏，但于王少卿取办可也，至于科敷，他人何预哉。仆中原人，蜀中无一钱生业，亦无亲族寓居，其不科敷，何私于蜀。盖以大军十余万众，仰给于此，不得不爱养其民力，以固根本。有四川民力，则有三军，四川民穷，则三军坐困矣。如足下辈月俸岁廪，不从空虚中来，亦知其所自乎？朝廷德意深厚，每务宽恤，东南调度如此，不闻敛取于民，四川独可加赋乎？国家养兵，所以保民，而足下乃谓军民不两立，恐非安民和众、制用丰财之义。又云，用兵本约两月，今已四个月，然则解严未可期也。若本所当时便徇诸处无艺之求，只作两个月计，则今日何以支吾，事未可期，则所费无限，且不爱民力，以备方末之须，将如异日何？仆之敛于民，乃所以为诸军也。用兵一百，三十日，糗粮、草料、银绢、钱引，所在委积，未尝乏兴。而足下乃云尔，不知军行出入，何处阙钱粮草料。累次喝犒，并朝廷支赐，自是诸军应报稽缓，文字才到，本所立便给散，略无留阻。若是激赏，则须俟有功；诸军既无功状，本所凭何支破。散关前日不下，闻自有说，莫不为无银绢钱引否？不知散关是险固不可取乎？是有可取之理，而无银绢钱引之故乎？士卒不肯用命，岂计司之责，必有任其咎者；况闻攻关之日，死伤不少，则非士卒之不用命矣。自来兵家行动，若逗挠无功，多是以粮道不继，嫁祸于有司以自解，亦未闻以无堆垛赏给为词者也。国家息兵二十年，将士不战，竭四川之资以奉之；一旦临敌，更须堆垛银绢而后可用，则军政可知矣。且如向来和尚原、丁刘圈、杀金平诸军大捷，近日吴宣抚取方山原、秦州等处，王四厢取商、虢等州，吴四厢取唐、邓州，不闻先垛银绢，始能破贼也。朝廷赏格甚明，本所初无悭吝，如秦州、治平之功，得宣司关状，即时行下鱼关支散，何尝稍令阙误？兼鱼关签厅，所备金帛钱物，充满府藏，宣抚不住关拨，岂是无椿办也？顾生民膏血，不容无功而得耳。假令仆重行科敷，积金至斗，诸军衣粮犒设支赐之外，若无功效，一钱岂容妄得哉？果有功，岂容本所以不科敷而不赏乎！诸军但务立功，无患赏给之不行也，但管取足，无问总所之科敷也。刘晏敛不及民，何害李、郭之勋，李晟屯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