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诸葛亮始出现。自古大伟人，其进退出处之间，天亦若有以靳之，必待机会已熟，持满而发，莫或使之，若或使之。谢康乐有言：“诸公生天虽在灵运先，成佛必居灵运后。”吾观中兴诸大臣，其声望之特达，以李鸿章为最迟，而其成名之高，当国之久，亦以李鸿章为最盛。事机满天下，时势造英雄，李鸿章固时代之骄儿哉！
当咸丰六七年之交，敌氛之盛，达于极点。而官军凌夷益盛，庙算动摇无定，各方面大帅，互相猜忌；加以军需缺乏，司农仰屋，惟恃各省自筹饷项，支支节节，弥东补西，以救一日之急。当此之时，虽有大略雄才，其不能急奏肤功，事理之易明也。于是乎出万不得已之策，而采用欧美军人助剿之议起。
先是，洪杨既据南京，蹂躏四方，十八行省，无一寸干净土。历经十年，不克戡定，北京政府之无能力，既已暴著于天下。故英国领事及富商之在上海者，不特不目洪秀全为乱贼而已，且视之与欧洲列国之民权革命党同一例，以文明友交待之，间或供给其军器弹药粮食。其后，洪秀全骄侈满盈，互相残杀，内治废弛，日甚一日。欧美识者，审其举动，乃知其所谓太平天国，所谓四海兄弟，所谓平和博爱，所谓平等自由，皆不过外面之假名。至其真相，实与中国古来历代之流寇，毫无所异，因确断其不可以定大业。于是英法美各国，皆一变其方针，咸欲北京朝廷，假借兵力，以助戡乱。具述此意以请于政府，实咸丰十年事也。而俄罗斯亦欲遣海军小舰队运载兵丁若干，溯长江以助剿，俄公使伊格那面谒恭亲王，以述其意。
时英法联军新破北京，文宗远在热河，虽和议已定，而猜忌之心犹盛。故恭亲王关于借兵助剿之议，不敢专断，一面请之于行在所，一面询诸江南、江北钦差大臣曾国藩、袁甲三及江苏巡抚薛焕，浙江巡抚王有龄等，使具陈其意见。当时，极力反对之，谓有百害而无一利者，惟江北钦差大臣袁甲三（袁世凯之父也）。薛焕虽不以为可，而建议雇印度兵，使防卫上海及其附近，并请以美国将官华尔、白齐文为队长。曾国藩覆奏，其意亦略相同，谓当中国疲敝之际，外人以美意周旋，不宜拂之。故当以温言答其助剿之盛心，而缓其出师来会之期日；一面利用外国将官，以收剿贼之实效。于是朝廷依议，谢绝助剿，而命国藩聘请洋弁任训练新兵之事。此实常胜军之起点，而李鸿章勋名发轫之始，大有关系者也。
华尔者，美国纽约人也，在本国陆军学校卒业，为将官，以小罪去国，潜匿上海。当咸丰十年，洪军蹂躏江苏，苏、常俱陷。上海候补道杨坊，知华尔沈毅有才，荐之于布政使吴煦，煦乃请于美领事，赦其旧罪，使募欧美人愿为兵者数十人，益以中国应募者数百，使训练之，以防卫苏沪。其后屡与敌战，常能以少击众，所向披靡，故官军敌军皆号之曰常胜军。常胜军之立，实在李鸿章未到上海以前也。
今欲叙李鸿章之战绩，请先言李鸿章立功之地、之形势。
江浙两省，中国财赋之中坚也。无江浙，则是无天下，故争兵要则莫如武汉，争饷源则莫如苏杭，稍明兵略者所能知也。洪秀全因近来各地官军声势颇振，非复如前日之所可蔑视，且安庆新克复，咸丰十一年辛酉八月，曾国荃克复金陵之势益孤，乃遣其将李秀成、李世贤等分路扰江浙，以牵制官军之兵力。秀成军锋极锐，萧山、绍兴、宁波、诸暨、杭州皆连陷，浙抚王有龄死之，江苏城邑，扰陷殆遍，避乱者群集于上海。
安庆克复之后，湘军声望益高。曩者廷臣及封疆大吏有不慊于曾国藩者，皆或死或罢，以故征剿之重任，全集于国藩之一身。屡诏敦促国藩移师东指，规复苏、常、杭失陷郡县，五日之中，严谕四下。国藩既奏荐左宗棠专办浙江军务，而江苏绅士钱鼎铭等，复于十月以轮船溯江赴安庆，面谒国藩，哀乞遣援，谓吴中有可乘之机，而不能持久者三端：曰乡团，曰枪船，曰内应是也；有仅完之士，而不能持久者三城：曰镇江，曰湖州，曰上海是也。国藩见而悲之。时饷乏兵单，楚军无可分拨，乃与李鸿章议，期以来年二月济师。
咸丰十一年十一月，有旨询苏帅于国藩，国藩以李鸿章对，且请酌拨数千军，使驰赴下游，以资援剿。于是，鸿章归庐州募淮勇。既到安庆，国藩为定营伍之法，器械之用，薪粮之数，悉仿湘勇章程，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。
先是，淮南迭为发捻所蹂躏，居民大困。惟合肥县志士张树声、树珊兄弟，周盛波、盛传兄弟，及潘鼎新、刘铭传等，自咸丰初年，即练民团以卫乡里，筑堡垒以防寇警。故安徽全省糜烂，而合肥独完。李鸿章之始募淮军也，因旧团而加以精练，二张、二周、潘、刘咸从焉。淮人程学启者，向在曾国荃部下，官至参将，智勇绝伦，国藩特选之，使从鸿章。其后以勇敢善战，名冠一时。又淮军之初成也，国藩以湘军若干营，为之附援，而特于湘将中选一健者统之，受指挥于鸿章麾下，即郭松林是也。以故淮军名将，数程、郭、刘、潘、二周、二张。
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