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善人；放而纵之，亦可以胥天下而为恶人。夫至于胥天下而为恶人，则虽有至坚之械舰，至巧之工作，亦岂可一日立于天地之间？吾恐人类将由此而灭绝，而岂仅种族强弱云尔哉？宜兴史先生之辑是书也，成于康熙九年。其时鼎革未久，海宇骚然不靖。其蠢顽者，方将啸聚山泽，乘间窃发，饱锋镝，膏原野，以为得志；而豪杰功名之士，亦惟以勘定祸乱、辅佐太平，夸耀其勋绩。谁复留意于是书者？而先生独不避迂诞之诮，孳孳汲汲而为之，以行于当时，垂于后世。其所以有补于世道人心者，功岂在禹下哉？以今之时，视国初之盛，固知其不逮；而世局之日变而日新，愈趣而愈下，其存亡绝续之几，更间不容发。吾为此惧，吾益不得不体先生之意，而广是书之传。先生有言：「借富贵福泽以使人积德累功，非借积德累功以使人富贵福泽。」固明明为中材者也。天下之人，中材为多，窃愿与普天下中材人共读是书也。其有以吾为迂诞者，吾又悉辞。光绪三十二年闰四月衡山聂缉规序
重印序
民国．聂其杰
德育古鉴，原名感应类钞，先君尝序而刊之。民十八予重刊印，改名德育古鉴。其时新潮流正激，有欲尽打倒旧文化之势，于佛法及感应因果之说，尤所疾视，故将原书中太上感应篇删而不印，亦由此苦衷也。其书后经印光老法师所称许，由弘化社重印多版，共数万册之多。而原排时讹字极多，殊为缺憾。久思重印，而卧病十年，未能着手。今春以此意函告江阴钱晓朕居士，居士遂为校正讹字，爰即付刊，并将太上感应篇补入，以复其旧。太上感应篇者，原出抱朴子，述汉世道戒之文。其言「祸福惟人自召，报应如影随形」，详列条戒，深切明显。其中精理名言，多与佛儒经论相发明。比之佛法，虽大小精粗不同，然通俗易解，最便初学，故宋史收入艺文志。宋儒虽多谤佛老，然周子邵子（皆二程之师）及刘屏山先生（朱子之师），则崇信佛法，躬行实践。周子、邵子、朱子及杨龟山先生，皆称美功过格，谓可以扶经翼传，为初学入德之门。功过格实发明感应篇之旨，引伸其戒条于日用常行之事者，尤为平实切要，宜其为诸大儒所推重也。乾隆时惠定宇先生，以五经四书语注感应篇，自是士林推重，多有能背诵者。予幼时遵庭训，亦每日背诵斯篇，与经书同。而其能使人崇信者，尤得力于感应篇图说，于善恶报应，逐条引证事实，易于起信。先君昔年尝精印数万册，于每届科场，普赠各考生；家慈则于夜间为予兄弟讲之。回思数十年来，有所忌惮，幸免大戾者，此书之力为多也。感应类钞，则以功过格为纲，以史料事证为目。但取材更精，文雅驯而事翔实，于文学程度较高者更为适宜。在今日一般学生，似为难读；然吾国文化必有昌明之时，此书终必为世所重。昔曾文正公早年读袁了凡立命说，遂有志学圣贤，改号曰涤生（见求阙斋日记省克门）。公撰纪氏嘉言序，深以佛氏因果祸福之说为善，谓其警世之功，与吾儒同。晚年日记，犹言生平愆尤丛集，撰联自警（联附后）。然则公之学修，始终得力于了凡之学；即因果祸福之说也。故公之为学，务实践而不托空言，以视一般程朱家之争门户意气，而鲜实效可称者，度量之相越何其远也。程朱学者好为高论，动言人不当欣于福而为善，畏于祸而始不为恶，故了凡之说，每为人所讥诋。而不知以欣畏劝人，莫先于孔子。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」非孔子言乎？「作善降之百祥，作不善降之百殃。」非文经乎？以文正之贤，犹赖于因果祸福之说以资警策，而谓凡庸之材，不必有所欣畏而自然能为善不为恶乎？范文正公撰窦燕山传，盖欣慕其为人，述之以劝世，使人知乐义好善者之终得善报；而公之生平行事，亦即步趋窦氏之所为。范曾两公之学修事业皆震古烁今，而其能致此者，则由于确知因果之说有征，故为善去恶之心出于真实；彼不信因果，无所欣畏之流，能如是乎？至于社会堕落，道德沦丧，以有今日之现象，皆由不信因果报应之所致；则此辈邪说阶之厉也。近日佛法虽较前为盛，大抵陈义甚高，而忽于实践。口常说空，心实着有，非法之想，鲜有能舍；亦由不明因果之义所致。善乎印光老法师之言曰：「因果者，世出世圣人警世之微权也。」又常引梦东禅师之言以教人曰：「凡善言心性者，决不离弃乎因果；好言因果者，终必大明乎心性。」窃尝思之，范曾两公与袁了凡先生，皆由因果以明心性者也。夫明心性者，不必言之太高。从儒功言之，诚意毋自欺，即明心性之澈始澈终功夫也。夫「毋自欺」亦非大难之事，然未易一遇其人者，何也？盖必实有所畏，其毋自欺乃真。故大学言诚意之功，必曰：「十目所视，十手所指，其严乎！」此所谓天视天听也，亦即畏天命也。换言之，即畏因果报应也。今日物质学家谓天茫茫无知，故赞美程朱之专穷物理，诋佛法，谓无鬼神、无因果，故相与造恶犯法，为害群众。而口称为人民谋幸福，他人耳目所不及，则彼无事不可为。其所以敢自欺欺人者，谓因果无凭、天道不足畏故也。然则今日而言正人心、挽颓俗，舍发明因果之说将何从哉？此书包含感应篇、功过格、了凡四训诸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