司所利用，官为傀儡而已。盛杏荪未为尚书时，告余曰：“中国尚食西贡洋米，那复有米出洋？”一语可以道破。彼纷纷者，殆别有作用欤，盖暗指此公司言也。有一日，苏州米价将涨过十元，扬言非涨至十二元不止。余以此弊全在上海，乃往上海与绅商筹平价之法，告之曰：“我在建昌时，米价过二千，即闹饥荒。相隔不过六七年，何至世变如此之速！苏州产米之区，且今年又非荒歉，米贵更无理由。我有一主意，今年苏州米价不许过十元，如不遵令，苟地方抢米店，我官场不负责任。哧诈之言，我总不听！”嗣后价亦渐平，殆该公司知我已烛其奸也。此苏州一郡之事，亦即上海一埠之事也。改革后到江西省城，虽无上海之大米蠹，而米商买卖之大，亦为人所注目。江西产米有余，只临川一县，年可余一百万石，势非出口不可。议会复开，乃当日刁劣拦河之故态复萌，怂恿由会建议禁米出口，官场无可辩论。后米商向议会暗中疏通，便复议弛禁。一年至少总有一次开禁，一次弛禁。其后军事迭兴，鸾鸺又兀上海价低，出口无利可图，虽不禁而亦不出，与禁不禁毫无关涉也，此江西一省之事，又非徒一省之事也。总之，米谷如水之流，全国可通。价之贵贱，非有特别事故，不能过于轻重，禁令只助涨价之弊，绝无平价之效。此余外任多年，真知灼见，可以断言者。然后知剖斗折衡之说，庄子亦一大政治家也。
苏秦之客于秦，米贵如玉，薪贵如桂，谒者可恶如鬼，秦王难见如帝。后见秦王，乃曰：“臣食玉炊桂，因鬼见帝。”诉其作客之苦，苏秦去今已二千余年，犹今日米珠薪桂之窘状也。厥后治乱相乘，物价之低昂，人民之苦乐，不知经数百变，无可殚述。但以吾身亲见者言之。南人食米，北人食麦，此其大较也；北人兼食杂粮，南人亦有兼食薯芋者。余少时不预家务，但闻米一石二三千。光绪三年到京，米一包二两四钱，折合一石，则为三两余。光绪廿三年到建昌，米一石不过二千，边县则只千二百文。乃调南安，山多田少，地近粤边，米石八元，多者十元，与内地价几逾倍。光绪季年到苏州，产米之区，价亦七八元，间有至十元。甲寅到赣，米石以四五元时为多。壬戌到沪，则米十元以外，间有近二十元矣。大抵米价之高低，除僻地以丰歉为转移，其都市之处，皆操纵于米商之手。其因禁生奸，因税滋弊，皆由米商消纳之而入于米价。是米价定于商，不定于农也。是亦筹民食者所当知也。
矿产布天下，所谓地不爱宝也。然开之，或得或不得，即或得之，或衰或旺，或始旺而终衰，或始衰而忽大旺。此变化不测，殆有天为之主宰，而矿师之明昧，特为天所驱使耳。中国倌昵埃山西煤矿中外喧传，谓可采至千年不竭也。随声附和，哄动一时，某巨公乃与外人合赀，开采煤油矿。不二年，各亏巨本而罢。当初如何合赀及亏本后如何分任？事属既往，不必深求，然山西矿名一败涂地矣。即汉冶萍煤矿，何尝不亏本，特以供给日本，取用未即废耳。他如漠河金矿、隳贤矿之类，其衰旺情形，互有不同。大概不过养活一时矿工而已。若外国矿主所称为大王者，百无一二，其失败者亦不少。无他，天生田以养农，生矿以养工；田之利薄，故使之长享其利，矿之利厚，故特为之限制。其实酌盈剂虚，工之利又未尝不薄也。天道恶盈，冥思之，适见造化之妙而已。
《易》曰：“明慎用刑。”历代虽除肉刑而未净绝。民国新刑律，改大辟为枪毙，即笞刑亦废，可谓法网宏开矣。虽所定刑章，间与国情格，然苟折狱惟良，尽可徐图补救。惟滞狱贻累，已足上于天和，所当深戒也。
民国法律，视前代为宽。然历代法律，虽不免有苛细之处，前清法律亦未尝不然，而臬司及州县衙门，必竖一牌坊，书“天理国法人情”六字于其上，谓必合天理人情，而后成为国法也。语云：“立法严，行法恕。”又曰：“行法须得法外意。”古人之言深远哉。
狱讼之兴，不外酒色财气四字。民之求理于官者以此，官之取信于民者亦以此。而不知四字之中，以气为主，而色亦大有关系。淫为万恶之首，谚曰“色胆包天”。余外任二十余年，乃知所有命案，多系因奸而起，谋财害命却居少数，谚所谓“十命九奸”是也。其盗案亦有因奸起者，定狱时则从其重者处之，而不以奸情牵混也。赌可倾家。无家可倾，非出于窃不可，窃案所以多赌徒也。盗案亦有因赌者，小赌则窃，大赌则盗，定狱者亦从其重者处之，不以犯赌牵混也。至于饮酒亦有滋事者，然止于斗殴而已，其涉于命者，亦误杀斗杀而已，非重大命案可比；且饮之费究不如赌，亦不至遽流为巨盗也。此亦民情之大可见也。
户婚田土之案，从前归于钱谷，今则曰民事诉讼，皆为钱而已。金钱万恶，争钱必争气，讼案所以易涉货贿也。钱谷幕友，操守每逊于刑名，官场轻视钱幕，亦即为此，然而贪吏喜之矣。吏虽不贪，而有藉之为傀儡，于中取利，而吏亦不免贪名。是则贪吏之所喜，亦即廉吏之所惧也。故《牧令全书》谓：“钱谷之案不能轻断，断则必翻，不如诿之公亲调处，而翻者却少。”此即《易》象所谓君子以明慎用刑，无敢折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