中也。此种办法并非例定明文，当时必因读卷屡起争端，故定此标准，虽曰调停，亦逼于势耳。其实著意只在十本卷，其余则每八本挨次堆叠，二甲之为进士，三甲之为同进士，亦归之于命而已。余字之劣，得附二甲，即其证也。且好字不止十本，若尽不入宪纲，在前四人之手，则鼎甲传胪，岂不是尽无好字者？此亦极不平之事也。
考试试差，定例阅卷十人，取卷只以八十为限，每人取八卷，则落第之卷亦自不少。取定之后，由军机揭弥封，开单进呈，单便留中。放差不在此单，断不能放，故军机北屋留一底单，南屋之小军机不能知，礼部不能知，即阅卷者亦不能知也。不过阅卷者记得诗句，或在外私言耳。放差之日，礼部具题，仍照全单列名请旨：军机则检出底单，每差酌定正陪二人，请御笔在礼部题本上圜定一人，即行宣布。考差者不知取不取，只论放不放，故恩怨不归阅卷之人，而专归之军机。军机于单内择二人作正陪，虽于差之肥瘠、路之远近，或不无照顾私人；至于欲以取低之人放大差，取高之人放小差，则单内明白易见，岂能当面作弊？大概放大省学差及正主考，除大考差之三品以上大员，由钦定外，其由小考差而得学政，非取在前十名不可。其取在中间，可以主考，可以分房；其取在后面者，定为房差无疑。此亦理势所当然，不能任意营私也。乃考差者一遇无差，不怨己之不取，而怨军机。且放小差者不怨取之不高，而亦怨军机。翰林二百余人，得意者十之三，失意者十之七，为数不下二百人。怨气所积，谓以后种种祸变，无不因是酿成，亦似武断；而不知发端甚微，无形之影响，固甚大也。
同治初年，左文襄克复全浙，移师督闽。下车之始，百废具举。创立正谊书院，以课举贡，并选举贡之高才者，住院校刊《正谊堂全书》。宏开广厦，寒士欢颜，影事今犹在目。记院中撰一联云：“青眼高歌，他日谁为天下士；华阴回首，当年共读古人书”。文章经济，名重一时。而大乱之后，亟亟修明文事，元老宣猷，其魄力之大，洵不可及。不谓此事只近在四十年，乃竟有人往风微之叹也。科举时代，每省有书院，定考课，给膏伙，教而兼养，意至美也。各省各自为政，而大致不差。今即以吾闽书院言之。省城旧有三院：曰鳌峰，曰凤池，曰越山，所以课生童也。鳌、凤督抚主之，越山则福州府主之，谓为郡书院也。又曰龙光，所以课驻防，则归将军专主。谓为八旗书院也。外府县仍各有一二。同治年间，左文襄立正谊堂，招举贡校书，旋即设立正谊书院。嗣是王文勤中丞（凯泰）抚闽，创立致用堂，旋改为致用书院，专课经学，却不限课举贡。其掌教名为山长，皆以乡先达退宦者为之，虽论辈分科分，亦必以品学为重，此亦古者祠禄之意也。其束罚瑚》灏税俳穑环锍亓百；越山二百四十；正谊八百；致用亦然，间或一千，则记忆不清矣。其膏伙：鳌峰生员内课二千三百，外课一千八百；童生内课一千三百，外课八百。凤池略逊，越山则只数百而已。正谊内课四两，外课三两；致用亦同。每月官课一次，另师课两次，应官课不应师课，则分扣其膏伙。官课另有奖赏，其额数奖银，皆随官之丰啬。师课三名前亦有奖赏，但出于额定，为数甚微；膏奖细数记不甚清，但不失之远耳。正谊专考举贡，人本无多，而大多数之寒士，除教读外，皆以各书院为生计；然得之不得曰有命。别无所营谋，亦绝不<毛冒><毛>也。世人以颜子为不学而致，吾则以为当日之书院生，未尝不知箪瓢之乐也。今日追思，分明是三十年前事也，琐琐记之，俾后来人知其来历焉。
光绪廿七年七月奉旨：著自明年为始，乡会试改八股，试策论。八月奉旨：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外，各省所有书院，于省内均改设大学堂外，府厅直隶州均改中学堂；各州县均设小学堂；并多设蒙养学堂。行之未久，又于三十一年八月，准直督袁世凯、鄂督张之洞、江督周馥、粤督岑春煊之请，谓科举不停，民情观望，著自丙午科为始，所有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一律停止。科举废而学堂大兴矣。乃奉行者人不一心。规制不能整齐画一，而所云教育普及一语，又徒托空言，不得谓非始谋不臧也。
余二十七年守抚州，于奉诏之先七日，即改兴鲁书院为抚郡学堂，置普通精舍，以居高才生。“普通”二字，余以意为之，初无所沿袭。后数年，乃有普通学、专门学之区别。盖当时草创，学制固未备也。回任建昌，新创郡学一所，甫落成，即奉讳去任。及到苏州，以他项学堂已多，乃创立农学堂。三年，有自外洋学农学专门归者，聘为教习，乃告之曰：“农学以选种杀虫制肥为要素，宜按程序分浅深教之，以资实效”。教习曰：“吾所学乃农理化学，不能一一实验也。”余心非之，而无可改聘。开学几及五年，而现象如此。政变后，余不复管学务，二十年来如何更变，则不复与闻矣。虽然，余岂得谓为无罪哉？
当民国元二年，机关林立，学生得事较易，而俸薪皆百数十元不等。今则事少人浮，而谋事者仍不肯贬格小就。余告之曰：“我初到建昌时，饔诮书院生员膏伙月六百文，童生三百文。余嫌其太薄也，乃捐廉加倍给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