家，方其起也，往往同时而并见，特所主有畸重轻，故言政治者，得以分论。至于历久之余民，识合群之利，知秩序之不可以不明，政府之权不可以不尊，夫而后有以维持其众也，于是公益之义起焉，保民之责重焉。而其立法也，乃渐去于宗法、神权之初旨，而治权独立，真国家之体制以成。其始也，宗法重于国是，神权隆于政柄。其后也，政权最尊，而二者皆杀，此天演之国莫不然。虽时有迟速，期有长短，而其所经历者，固未尝不同也。虽然，三者而外，有其群之演进，非出于自力而受制于外缘者，则以压力强合者也。此不可以自然论。而其国家，亦不可谓有机之体。盖亡国之民，虽有国家，实非其国家。
第四会
前会大意，是将古今所有国家先分两大类：一为草昧，一为文明。草昧者，其团结成体，或由宗法家族，或由宗教神权。而文明国家，则渐离此二宗旨，而以保护利益为重，是以政权独尊，如今日西国是已。但国家又有一种分法，一为自然发达之国家，一为非自然发达之国家。自然者，如前所言三等；非自然者，乃以兵力并兼。故总前所言，国家共有四种：宗法也，教会也，军国也，并兼也。宗法之合以同种，教会之合以同教，军国之合以同利，并兼者之合以压力。五洲历史，所有诸国，无论如何复杂，皆可以四者区分，以见其性情作用之异。如此区分，于政治学实大有用处。我辈中国人，童年读史，所知者不过自唐虞三代以降所有之国家，历代有盛衰治乱之殊，至于治制，大抵相若。故其意中，以此为惟一之法式，乍见异族所为，往往不胜诡异。乃今世界交通，苟欲图存，势须知彼。学问之事，纵极繁难，不可以已。非如顽固者，但傲然弗恤，便足了事。且风闻朝廷有立宪之意。夫立宪义法固繁，而语其大纲，要不过参用民权而已。不过使国中人民，于政府所为之事，皆觉痛痒相关而已。假使如是，则政治一学，乃人人应得留意之学。而五洲历史，又不可不揽其大凡，非读一部《易知录》，遂无余事者。惟是中国历史治术繁矣，而外洋之历史治术愈繁。读览之际，最苦满屋散钱，无绳索为之贯串。又政治之事，是非得失，殊不知何者当为主义。譬行大沙漠洋海之中，既无望物，又乏罗经，则治之虽勤，终归无补。欧洲近日政界方针，大抵国民则必享宪法中之自由，而政府则必去无责任之霸权。然此今日文明国家则然，至旧日初级社会，其事大异此。当彼之时，社会所争，别有所在。如罗马齐民Plebians，亦尝与其贵族Patricians争矣，而所争者，却非自由。执今世之意见，以观古时史事者，真无当也。是故自由立宪，限制君权，议立大典，定国民应享权利等语，皆五百年来产物，非西国当日所旧有者，不可取论以前之世局。今如有人，谓汉祖入关，为除专制，黄巢革命，乃伸民权，诸公闻之，必将大笑。即在欧洲，以今概古，亦犹是也。
是故草昧社会之所争，与文明国民之所求，二者其为物大异，而欲知其主义，当察诸社会转变之秋。故其始则宗法与初出之神权争存也。迟之又久，则政权又与神权争存也。如大食之穆护，如希百来之摩西，如罗马之汝马，皆破宗法之局而立神权政府者，他若罗马之沃古斯丁，法兰西之圣路易，乃托神权而立国者。入后神权又衰，于是政权渐出。故山苗尔以民欲立王而大震。王室渐兴，其始也必受命于教王，彼若代行天命者然。王者必得此，而后有不可侵犯之实。驯至今日教力之衰，不及古之百一。顾其遗意，犹可见于典礼间。此当欧君即位加冕之日，所显然可察者也。
故欧洲古者，亦有政党，特其所争，与今世异。近世史家，大抵置宗教起灭不言，别立教史，以求国史之严洁。顾不知初级国家，政权、宗教，二者本不可分。譬如英史，当施爵尔Stuart朝代，政府所为，无往不涉宗教。当此时所争，非民欲得权而恶政府之专制，乃政府欲保全权而恶宗教之牵掣耳。
吾辈考镜欧、美政治，见其现象，往往为吾国历史所未尝有者。即如民主之治，贵族之治，其形式实皆为中国之所无，勉强附会，徒见所言之谬而已。二制不徒中国无之，即亚洲全部，亦所未有。夫同此民物，同求治安，何因欧有此制，而亚独无？此其原因，必有由起。又如地方自治之制，与汉世三老、孝弟，亦未可强合。中国居今见其制之利，欲仿而行之，则此中缘起发达，直至成于今式，皆不可不略考者也。
为此，除前会所讲四式国家而外，今将更论一最大区别，将历史上国家分二大类。吾辈所立分别，皆取最有关系之异同言之，其无关系者，未暇及也。考欧洲政治程度最高时代，除自十九世纪以来而外，则莫若古之希腊、罗马。此二者之程度，真可与今世并驾齐驱。其他初级社会，乃至欧洲中叶诸国家，方之蔑矣。希腊以风俗胜，罗马以法度胜。譬诸文章，希腊似《史记》，罗马似《汉书》，皆不废江河万古流也。故近哲福禄特尔谓历史隆盛之时，惟路易第十四与希腊、罗马极盛之时，为可纪述，至于其他，忘之可也。福禄特尔生当革命之前，是时法虽强盛，民权未伸，国会未立。使生今世，古今二民主之相似，直是叠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