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后，不可以为劝。仁皇是其言，记姓名禁中。石介亦论赦书不当求朱梁、刘汉后，遂罢不召。其言一也，而黜陟异焉，岂遇不遇有命乎？
乾道中，张说、王之奇签书枢密院事，辞免，降诏，直学士院周必大奏：唐元和间，白居易在翰林，奉宣草严绶江陵节度使、孟元阳右羽林统军制，皆奏请裁量，未敢便撰。元v中，师臣避免拜之礼，执政辞迁秩之命，苏轼当撰答诏，言其不可，卒如所请。今除用执政，非节度统军、免拜迁秩比，二人辞免不允诏书，臣未敢具草。绍熙中，谯熙载自遥郡观察使除正任，辞免，降诏，倪思封还词头，亦引苏轼论不当撰，辞免不允诏者凡三。嘉定中，师G廾知临安府，辞免，蔡幼学当草诏，奏曰：“不允必有褒语，臣无词以草。”淳v中，别之杰参知政事，尤~不草答诏。此禁林缴奏故事也。唐末，韦贻范起复，命韩草制，曰：“腕可断，麻不可草。”上疏论之。明日，百官至而麻不出。此非盛世事，故前辈不以为故实。
蒋希鲁居姑苏，延卢仲甫秉后圃。希鲁曰：亭沼粗适，恨林木未就。”仲甫曰：“亭沼譬爵位，时来则有之。林木譬名节，非素修弗成。”
欧阳公《辨尹师鲁志》曰：“若作古文，自师鲁始，则前有穆修、郑条辈，及有宋先达甚多，不敢断自师鲁始也。”条之名不著，《馆阁书目》有《郑条集》一卷。条，蜀人，自号金斗先生，名其文《金斗集》。
祁宽问和静尹先生曰：“伊川谓欧阳永叔如何？”先生曰：“前辈不言人短，每见人论前辈，则曰：‘汝辈且取它长处。’”吕成公《与朱文公书》曰：“孟子论孟施舍、北宫黝曰：‘二子之勇，未知其孰贤，然而孟施舍守约也。’所以委曲如此者，以其似曾子、子夏而已。若使正言圣门先达，其敢轻剖判乎？”文公答曰：“和静之言，当表而出之。”
刘应起时可，淳v初为太学博士，言定大计曰：“谋之而臧，则文子文孙，宜君宜王；谋之不臧；则生天王家以为大h。”此人所难言也。
建炎，李纲去而潜善、伯彦相。绍兴，赵鼎、张浚去而桧相。桧死，其党迭为相。隆兴至淳熙，万几独运而大臣充位。庆元后，政在腚小＜味ê螅政在弥远。端平讫景定，更一相则曰更化，然奸臣弄权之日常多。阳淑消而阴慝长，危亡之证，所由来渐矣。阴凝冰坚，极于似道。邵子谓“祸在夕阳亭一语”，遂与西晋同辙，哀哉！
苏绅、梁适，谓之“草头木脚”，其害在士大夫。薛极、胡榘，谓之“草头古，天下苦”，其害在民。
《朝野杂记》载开禧贪浊之事详矣，继其后者又甚焉。当时谓侍从之臣，无论思，有献纳，它可知矣。以阴召阴，极于天下无邦。
仁宗阅审刑奏案，有“次公”，而梁适对以“黄霸”，盖宽饶字。高宗阅刑部奏案，有“生人妇”，而汤思退对以见《魏志?杜畿传》。皆简上知，至辅相。然以记问取人，则许敬宗贤于窦德玄矣。
四渎，济水独绝。朱全忠篡唐，降昭宣帝为济阴王。嘉定末，济王之封，岂权臣亦取济水之绝乎？又萧衍篡齐，降和帝为巴陵王，而济王亦降封巴陵公，非令典也。为大臣者，不知则不学，知之则何以示后？
绍兴建储，欲更名晔，周益公谓与唐昭宗同，而亟改之。景定建储，更名乃与蜀汉后主太子同。咸淳末，命嗣君之名，又与唐中宗同，而当时无言者。
范正献公曰：“后世人君观史，而宰相监修，欲其直笔，不亦难乎？”其论正矣。然自唐奸臣为《时政记》，而史益诬，近世尤甚。余尝观《宝庆日历》，欺诬之言，所谓以一手掩天下之目。所恃人心公议不泯尔。
葛文康胜仲。《与王黼书》曰：“天下无事则宰相安，宰相生事则天下危。”
胡文定公自登第逮休致，凡四十年，实历不登六载。朱文公五十年间，历事四朝，仕于外者仅九考，立于朝者四十日，道义重而爵位轻，所以立言不朽。
邵公济筑室犍为之西山，《告家庙文》曰：“少时得大父平生之言于汝颍大夫士，曰：‘世行乱，蜀安，可避居焉。’大父学通天人，足以前知矣。宣和国乱，先人载家使蜀，免焉。”大父，康节先人伯温也。
梁世荣录南轩语云：“温公作相，夫人闻其终夜长吁，问之。曰：‘某所奏盗贼，某所又奏某事。吾为宰相，使天下如此，所以长吁也。’”按《温公集》张夫人终于元丰五年，此记录之误也。
乾道壬辰，黄定《对策》谓：以大有为之时，为改过之日月。又云：“虽有无我之量，而累于自喜；虽有知人之明，而累于自恃。”又云：“欲比迹太宗，而操其所不用之术，顾眄周行，类不适用，则曰腐儒，曰好名，曰是党耳。于是始有弃文尚武，亲内疏外之心。何不因群情之所共违，而察一己之独向？”其言皆剀切。孝皇擢之第一，有以见容直之盛德，而秉史笔者未