》有之，而唐、宋皆锡封从享。公伯寮非孔子弟子，乃季氏之党，致堂胡氏之说当矣。《家语》不列其名氏，盖自《史记》失之。《家语》有县，字子象，《史记索隐》以为县丰，唐、宋封爵，皆不及焉。《礼记?檀弓》有县子，岂其人与？
柳子厚《与太学诸生书》曰：“仲尼吾党狂狷，南郭献讥。”按《荀子?法行篇》：南郭惠子问于子贡曰：“夫子之门，何其杂也。”非以狂狷为讥。
无可无不可，致堂谓以五字成文。圣人从容中道，无所偏倚。世之通傥不泥者，才足谓之无不可尔。马援以此称高帝，亦稔于常谈。
夫子之割之席，曾子之箦，一于正而已。论学则曰正心，论政则曰正身。
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，得见有恒者斯可矣。善人，周公所谓吉士也。有恒，周公所谓常人也。
微生高，《汉?古今人表》作“尾生高”。盖即《庄子》所谓尾生。东方朔曰：“信若尾生。”然尾生之信，非信也。
郑校周之本，以齐古读正，凡五十事。《释文》。
陈自明以“子见南子”为“南蒯”。以《传》考之，昭公十二年，南蒯叛，孔子年方二十有二，子路少孔子九岁，年方十三。其说凿而不通矣。
圣人毋必，而《乡党》言“必”者十有五，记必为之事也。其传《易》曰：“积善之家，必有馀庆；积不善之家，必有馀殃。”“阴疑于阳必战。”“小人勿用，必乱邦也。”著必然之理也。
孔门受道，唯颜、曾、子贡。太史公称子贡一出，存鲁，乱齐，破吴，强晋，伯越，是以战国说客视子贡也。又列于《货殖传》，以《论语》一言，而断其终身可乎？子贡闻一以贯之之传，与曾子同。《货殖》何足以疵之？
过则勿惮改；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；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；勿欺也。皆断以“勿”，盖去恶不力，则为善不勇。
孔门独颜子为好学，所问曰“为仁”、曰“为邦”，成己成物，体用本末备矣。
“唐棣”与“常棣”不同。致堂谓：“偏其反而”，即《诗?常棣篇》，孔子删而不取。恐误。
阙党之童，游圣门者也，夫子抑其躁，是以知心之易放。互乡之童，难与言者也，夫子与其进，是以知习之可移。
孝经
《孝经序》六家异同，今考《经典序录》，有孔、郑、王、刘、韦五家，而无虞翻注。有虞佑，东晋处士也。
致堂谓：《孝经》非曾子所自为也。曾子问孝于仲尼，退而与门弟子言之，门弟子类而成书。晁子止谓：何休称子曰“吾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”，则孔子自著也。今首章云“仲尼居”，则非孔子所著矣，当是曾子弟子所为书。冯氏曰：“子思作《中庸》，追述其祖之语，乃称字。是书当成于子思之手。”
《古文孝经》，《汉志》、《书序》谓出孔壁，而许冲《上其父说文》曰：“孝昭帝时，鲁国三老所献。”其说不同。
当不义，则子不可不争于父。《孟子》云：“父子之间，不责善。”荆公谓：当不义则争之，非责善也。晁子止《读书志》，乃谓介甫阿其所好。盖子止守景迂之学，以《孟子》为疑，非笃论也。朱文公于《孟子集注》，取荆公之说。
是何言与，司马公解云：“言之不通也。”范太史《说》误以“言之不通也”五字为经文。古今文皆无。《朱文公集》所载《刊误》，亦无之。近世所传《刊误》，以五字入经文，非也。
《孝经郑氏注》陆德明云：“与康成注《五经》不同。”今按：康成有六天之说，而《孝经注》云：“上帝，天之别名。”故陆澄谓不与注书相类。
《荀子》述孔子之言曰：“昔万乘之国，有争臣四人，则封疆不削；千乘之国，有争臣三人，则社稷不危；百乘之国，有争臣二人，则宗庙不辍。父有争子，不行无礼；士有争友，不为不义。”与《孝经》稍异。
彭忠肃公以致敬、致乐、致忧、致哀、致严，裒集格言为《五致录》。司马公《家范》亦以五致类事，忠肃之书本于此。
《国史志》云：“《孝经》孔安国传，古二十二章，有《闺门篇》，为世所疑。《郑氏注》，今十八章。相承言康成作《郑志目录》不载。通儒皆验其非。开元中，孝明纂诸说，自注，以夺二家。然尚不知郑氏之为小同。”
王去非云：“学者学乎孝，教者教乎孝，故皆从孝字。”慈湖、蒙斋谓古“孝”字，只是“学”字。愚按：《古文韵》“学”字，古《老子》作“孝”。“教”字，郭昭卿《字指》作孝。
“不敢毁伤”至“不敢失于臣妾”，言“不敢”者九。《管子》曰：“贤者行于不敢而立于不能。”《诗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