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其后鲁公僭天子之制，三家僭鲁公之制，陪臣僭三家之制。然鲁有郊庙之礼，始于惠公之请，在平王东迁之后。说见前。
乡饮酒，升歌三终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。笙入三终，《南陔》、《白华》、《华黍》。间歌三终，歌《鱼丽》，笙《由庚》。歌《南有嘉鱼》，笙《崇丘》。歌《南山有台》，笙《由仪》。合乐三终。《周南》、《关雎》、《葛覃》、《卷耳》。《召南》、《鹊巢》、《采蘩》、《采a》。《周南》、《召南》，《燕礼》谓之乡乐，亦曰“房中之乐”。大射，歌《鹿鸣》三终，《鹿鸣》、《四牡》、《皇皇者华》。管《新宫》三终。其篇亡。笙诗无辞，则管诗亦无辞。《左传》：宋公享昭子，赋《新宫》。则《新宫》有辞。
卷六 春秋
《春秋》之法，韩文公“谨严”二字尽之。学《春秋》之法，吕成公“切近”二字尽之。
《诗》亡然后《春秋》作。《诗》、《春秋》相表里，《诗》之所刺，《春秋》之所贬也。《小雅》尽废，有宣王焉，《春秋》可以无作也。《王风》不复《雅》，君子绝望于平王矣。然《雅》亡而《风》未亡，清议盖凛凛焉。《击鼓》之诗，以从孙子仲为怨，则乱贼之党犹未盛也。《无衣》之诗，待天子之命然后安，则篡夺之恶犹有惧也。更齐、宋、晋、秦之伯，未尝无《诗》，礼义之维持人心如此。鲁有《颂》而周益衰，变风终于陈灵而《诗》遂亡。夏南之乱，诸侯不讨而楚讨之，中国为无人矣。《春秋》所为作与。
春王正月，程氏《传》曰：“周正月，非春也，假天时以立义耳。”胡氏《传》曰：“以夏时冠月，垂法后世。以周正纪事，示无其位，不敢自专。”朱文公谓：以《书》考之，凡书月皆不著时，疑古史记事例如此。至孔子作《春秋》，然后以天时加王月，以明上奉天时，下正王朔之义。而加春于建子之月，则行夏时之意亦在其中。以程子“假天时以立义”考之，则是夫子作《春秋》时，特加此四字以系年，见行夏时之意。如胡氏之说，则周亦未尝改月，而夫子特以夏正建寅之月为岁首，月下所书之事，是周正建子月事。自是之后，月与事常差两月，恐圣人制作，不如是错乱无章也。刘质夫说，似亦以“春”字为夫子所加，但《鲁史》谓之《春秋》，似元有此字。石林叶氏考《左传》“祭足取麦，谷邓来朝”，以为《经》、《传》所记，有例差两月者，是《经》用周正，而《传》取国史。有自用夏正者，失于更改也。陈氏《后传》曰：“以夏时冠周月，则《鲁史》也。夫子修《春秋》，每孟月书时，以见《鲁史》每正月书王以存周正，盖尊周而罪鲁也。”张氏《集传》曰：“周官布治，言正月之吉，此周正也，而以夏正为正岁。《诗?七月》言月，皆夏时，而以周正为一之日。可见兼存之法。”沙随程氏曰：“周正之春，包子、丑、寅月。吕成公《讲义》，于春字略焉，盖阙疑之意。”
胡文定《春秋传》曰：“元，即仁也。仁，人心也。”龟山谓：其说似太支离，恐改元初无此意。东莱《集解》亦不取。
隐元年有正月，后十年皆无正月。陆淳曰：“元年有正，言隐当立而不行即位之礼。十年无正，讥隐合居其位而不正以贻祸。”
《春秋》书“侵”者才五十八，而书“伐”者至于二百一十三。苏氏谓：三《传》侵伐之例，非正也。有隙曰“侵”，有辞曰“伐”。愚谓：《孟子》曰：“春秋无义战。”非皆有辞而伐也。
《金石录》：《鼎铭》有云：“王格大室即立。”按：古器物铭，凡言“即立”，或言“立中庭”，皆当读为“位”，盖古字假借。其说见郑氏注《仪礼》。秦泰山刻石犹如此。愚按：《周礼?小宗伯》“掌建国之神位”，故书“位”作“立”，郑司农云：“立读为位。古者立、位同字。古文《春秋经》‘公即位’为‘公即立’。”盖古字通用。《诅楚文》“变输盟刺”，即“渝”字，朱文公引以证《公》、《谷》“郑人来输平”即《左氏》“渝平”也。胡文定谓以物求平，恐不然。
《史记?孔子世家》：文辞有可与人共者，至于为《春秋》，笔则笔，削则削，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。曹子建《与杨德祖书》：昔尼父之文辞，与人通流。至于制《春秋》，游、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辞。李善注引《史记》曰：“子游、子夏之徒，不能赞一辞。”今本无“子游”二字。
《公羊疏》：案闵因叙云：“昔孔子制《春秋》之义，使子夏等十四人，求《周史记》，得百二十国宝书。”今《经》止有五十馀国。通戎夷宿潞之属，仅有六十。庄七年《传》云：“不修《春秋》，曰‘雨星不及地尺而复’；君子修之，曰‘星B如雨’。”何氏曰：“不修《春秋》，谓‘史记’也。古者谓‘史记’为‘春秋’。”刘原父谓：何休以不修“春秋百二十国宝书”、“三礼春秋”。朱文公谓：二书不传，不得深探圣人笔削之意。
王介甫《答韩求仁问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