独宗孔子？则所谓立来、绥和、过化、存神之迹，全无所见，安得谓“生民未有”耶？说者不能不进一解，以为孔子继二帝三王之统，斟酌损益，以为一王之法，达则献之王者，穷则传之后世。缵修六经，实是参用四代，有损益于其间，非但钞袭旧文而已。执是说也，是即答颜子兼采四代，《中庸》之“祖述”“宪章”，《孟子》之“有王者起，必来取法”也。然先师改制之说，正谓是矣。如谓孔子尊王从周，则必实得文武之会典，周公之则例，谨守而奉行之。凡唐、虞、夏、殷先代之事，既只字不敢阑入，即成、康以下明君贤相变通补救之成案，亦一概删弃，如是乃可谓之尊王、谓之不改。今既明明参用四代，祖述尧舜，集群圣之大成，垂万世之定制，而犹仅以守府录旧目之，岂有合乎？夫既曰四代，则不能株守周家；既曰损益、折衷，则非仅缮写成案亦明矣。盖改制苟铺张其事，以为必如殷之改夏、周之改殷、秦汉之改周，革鼎建物，诏敕施行，征之实事，非帝王不能行。若托之空言，本著述之常。春秋时礼坏乐崩，未臻美富，孔子道不能行，乃思垂教，取帝王之成法，斟酌一是，其有时势不合者，间为损益于其间，著之六艺，托之空言，即明告天下，万世亦不得加以不臣悖逆之罪也。祖宗之成法，后世有变通之条；君父之言行，臣子有谏诤之义。岂陈利弊，便为无状之人？论阙失者，悉有腹诽之罪？且孔子时值衰微，所论述者，杂有前代。乃贾生、董子，值汉初兴，指斥先帝所施，涕泣慷慨，而请改建，后世不以为非，反从而贤之。且以今事论之，凡言官之封事、私家之论述，拾遗补阙，思竭愚忱，推类至尽，其与改制之说不能异也。此说之所以遭诟病者，徒以帝王见诸实事，孔子托诸空言。今欲推求孔子礼乐政德之实迹，不得不以空言为实事。孔子统集群圣之成，以定六艺之制，则六艺自为一人之制，而与帝王相殊。故弟子据此以为“贤于尧舜者远”，实见六艺美善，非古所有。以六经为一王之大典，则不能不有素王之说。以孔子为圣、为王，此因事推衍，亦实理如此。故南宫适以禹、稷相比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孟子屡以孔子与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、周公并论，直以《春秋》为天子之事，引“知我”、“罪我”之言，则及门当时实有此说，无怪汉唐诸儒之推波助澜矣。然后说虽表见不虚，非好学深思者，不能心知其意。若改制，则事理平常，今不信古说，而专言著述有损益，亦无不可；至制作之说，亦欲驳之，则先入为主，过于拘墟矣。
《诗》者，《春秋》之大成；《春秋》者，《诗》之嚆矢。孔子六经微意俱同，《诗》为天，《书》为人，《春秋》王伯，《礼》附《书》，《乐》附《诗》，皆取旧文而润色之，非仅删定而已。故《尚书》所言尧、舜、夏、殷，礼制全与《春秋》相同。今《尚书》、三家《诗》诸书可证也。又《书》有四代之文，俗以为有沿革，乃《大传》无异同，有大小之分，无沿革之异。唐虞礼制，下与《春秋》相符，正孔子述作六艺之大例。所谓“其文则史，其义则某窃取之矣”。《古书》、《毛诗》出于东汉，本误读《周礼》，以“大统”说小康，致与经文相舛，故贾、马远不能如伏、董之详备符合。一真一伪，各不相同也。然《禹贡》迄于四海，而“周公篇”与《洪范》则为“大统”之先声，所云“皇帝”、“上帝”、“多方”、“多士”、“小大”、“邦丧”云云者，已为《诗》“大统”开先路。但中外之分甚严，此为周公明堂朝诸侯之事，非皇帝大九州大同之治也。
经学四教，以《诗》为宗。孔子先作《诗》，故《诗》统群经。孔子教人亦重《诗》。《诗》者，志也。[即“志在《春秋》”之“志”。]获麟以前，意原在《诗》足包《春秋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，故欲治经，必从《诗》始。纬云：“志在《春秋》，行在《孝经》。”行事中庸，志意神化，《春秋》与《诗》，对本行事也。其又云：“志者，则以对《孝经》言之”，实则《诗》与《春秋》虚实不同。《诗》乃志之本，盖《春秋》名分之书，不能任意轩轾；《诗》则言无方物，可以便文起义。[《尚书》、《春秋》如今人之文，《诗》、《易》如今人之诗。体例不同，宗旨自别。]《公羊》“主人习其读而不知其罪”，此本《诗》说，即后世所谓“言者无罪，闻者足戒”。故凡纬说、子书非常可骇之论，皆《易》、《诗》专说。故欲明《诗》《易》，须先立此旨。纬云：“孔子受命为黑统，即玄鸟、玄王；”《庄子》所谓玄圣、素王之说，从《商颂》而寓之。《文王》篇“本支百世”，即王鲁；“商之孙子”，即素王。故屡言受命、天命，此素王根本也。孟子以周公、仲尼继帝王之后，荀子以周公、仲尼为大儒。此从《鲁》、《殷》二《颂》而出者也。三统之说，本于三《颂》，凡一切旧说，皆当以此统之。董子王鲁制，寓于《鲁颂》。周公及[“世及”之“及”。]武王制礼作乐，故以王寓之。以其说解《诗》，则有征信；董、何以说《春秋》，则不免附会矣。纬书新周，不可说《春秋》，而《诗》以鲁后周，即此意。《诗》明云：“其命维新”，是经意直以《周颂》为继周之新周，非果述姬周也。先儒改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