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钱大昕曰：『水经注引竹书纪年之文，其于春秋时皆纪晋君之年，三家分晋以后，则纪魏君之年，未有用周王年者。盖古者列国各有史官，纪年之体，各用其国之年，孔子修春秋，亦用其法。今俗本纪年改用周王之年，分注晋魏以下，此例起于紫阳纲目，唐以前无此式也，况在秦汉以上乎纪年出于魏晋，固未可深信，要必不如俗本之妄，唯明代人空疏无学而好讲书法，乃有此等迂谬之识，故愚以为是书必明人所葺。宋晁氏陈氏马氏书目，皆无此书，知非宋人伪撰也。』(十驾斋养新录卷十三)崔述曰：『竹书纪年凡十三篇，本战国人所着而出于西晋者。自魏逮唐，文学之士多引用之。大抵记东周事，多与春秋经传相应，而自获麟以后，载籍多缺，观之尤足以证史记之舛误，而补其缺漏。惟其记述三代，事多荒谬。自宋元以来，学士皆不之见疑。其经唐末五代之乱而失之，仅于前人之所征引，存千百之一二。不知何人浅陋诈妄，不自量度，采摘水经索隐所引之文，而取战国邪说，汉人谬解，晋代伪书以附益之，作纪年书二卷，以行于世。』(见考古续说卷二竹书纪年辨伪。以下历引杜氏序史通史记正义索隐之文，以证今书之舛误。文长不备录。)盖皆以今本为明人钞合，与提要所言同，较姚氏但云后人增改者为确。而林春溥补证后案，力驳钱说，谓：『竹书之出，多为发冢者所散乱，定之非一人，传之非一本，故诸书所引多不同。今本但有脱落，实未经后人修辑。其书法亦皆依古简原文，无所改窜。』则强翻前人之案耳。古本纪年于东周事核于史记，崔说诚确，惟谓记述三代事多荒谬，未免于旧说犹有所执。梁玉绳史记志疑已多采竹书；近人亦有据古本纪年，以证史记之疏误者。盖史记载春秋后事，最疏失者，在三家分晋，田氏篡齐之际。其记诸国世系，错误最甚者，为田齐魏宋三国。庄子曰：『田成子s齐君，而十二世有齐国。』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祗十代，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，凡十二代，与庄子说合。又齐伐燕，据孟子及国策，为宣王，非愍王。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，威宣之年，误移而上，遂以伐燕为愍王，与孟子国策皆背。昔人谱孟子者，于宣愍年世，争不能决，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，排比而下，威宣之年，俱当移后，乃与孟子国策冥符。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一也。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，子襄王立，十六年卒，并惠襄为五十二年。魏齐会徐州相王，在襄王元年。是惠王在世未称王，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，梁予秦河西地，在襄王五年，尽入上郡于秦，在襄王七年，楚败魏襄陵，在襄王十二年，皆惠王身后事；而惠王告孟子，乃云『西丧地于秦七百里，南辱于楚』，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，惠王三十六年改元，后元十六年而卒，则魏齐会徐州相王，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，然后孟子书皆可通。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。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二也。史记魏文侯三十八年，魏武侯十六年，而纪年文侯五十年，武侯二十六年，相差二十二年。昔人疑子夏为文侯师，已u百岁，今依纪年，则文侯原当移前二十二年，子夏之年，初无可疑。而李克吴起之徒，其年辈行事，皆可确指。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三也。史记魏惠王三十一年，徙都大梁，而纪年在惠成王九年，阎若璩本此，论纪年不可信。然细核之：惠王十八年，魏围邯郸，齐师救赵，直走大梁。三十年，魏伐韩，齐田忌救韩，亦直走大梁。又秦孝公十年，即魏惠王十九年，卫鞅围魏安邑降之。此皆魏都自惠王九年已自安邑徙大梁之证。据纪年，则史记之说皆可通；专据史记，则自相乖违，不得其解。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四也。三家分晋，田氏篡齐，为春秋至战国一大变，其后魏齐会徐州相王，秦亦称王，宋亦称王，赵燕中山韩魏五国，又相约称王，为战国中局一大变。史记于此，年事多误，未能条贯。今据纪年，证以先秦他书，为之发明，而当时情实，犹可推见。此纪年胜史记之明证五也。其他不胜缕举。(见古史辨第六册)则古本纪年在古代史料上之价值，不容复置疑其间，盖断然尔。至。今。世。所。传。逸。周。书。，亦。非。古。本。面。目。：颜师古注汉志，已云『今之存者四十五篇矣』，(按姚氏此句直接刘向云，恐误读。)安得传至今世，反较颜师古所见之本为多则最少十余篇，必为后人伪撰无疑；其他窜乱之处亦多，盖真伪杂糅之书也。姚氏谓袭诸书而成固非；提要信其篇第为汉代相传之旧，亦非。而其大部分为极有价值之史料，则不可诬。梁启超曰：『竹书纪年中启杀益，太甲杀伊尹两事，后人因习闻孟子史记之说，骤睹此则大骇。殊不思孟子不过与魏安厘王时史官同时，而孟子不在史职，闻见本不逮史官之确；司马迁又不及见秦所焚之诸侯史记，其记述不过踵孟子而已，何足据以难竹书而论者或因此疑竹书之全伪，殊不知凡作伪者，必投合时代心理，经汉魏儒者鼓吹以后，伯益伊尹辈早已如神圣不可侵犯，安有晋时作伪书之人，乃肯立此等异说，以资人集矢者实则以情理论，伯益伊尹既非超人的异类，逼位谋篡，何足为奇!启及太甲为自卫计而杀之，亦意中事。故吾侪宁认竹书所纪为较合于古代状况。竹书既有此等记载，适足证其不伪，而今本竹书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