且恐终不深求，是事倍而功半也。一曰不课时文，新学既可以应科目，且与时文无异矣。况既习经书，又兼史事、地理、政治、算学，亦必于时文有益。诸生自可于家习之，何劳学堂讲授以分其才思，夺其日力哉？朱子曰：“上之人曾不思量，时文一件，学子自是着急，何用更要你教？”［《语类》卷一百九］谅哉言乎。一曰不令争利，外国大小学堂皆须纳金于堂，以为火食、束之费，从无给以膏火者。中国书院积习，误以为救济寒士之地，往往专为膏火奖赏而来。本意既差，动辄计较辎铢，忿争攻讦，颓废无志，紊乱学规，剽袭冒名，大雅扫地矣。今纵不能遽从西法，亦宜酌改旧规，堂备火食，不令纳费，亦不更给膏火。用北宋国学积分之法，每月核其功课，分数多者酌予奖赏，数年之后人知其益，即可令纳费充用，则学益广，才益多矣。一曰师不苛求，初设之年，断无千万明师，近年西学诸书沪上刊行甚多，分门别类，政、艺要领，大段已详，高明之士研求三月，可以教小学堂矣；两年之后，省会学堂之秀出者可以教中学堂矣。大学堂初设之年，所造亦浅，每一省访求数人，亦尚可得。三年之后新书大出，师范愈多，大学堂亦岂患无师哉？若书院猝不能多设，则有志之士当自立学会，互相切磋，文人旧俗，凡举业、楷书、放生、惜字、赋诗、饮酒、围棋、叶戏，动辄有会，何独于关系身世安危之学而缓之？古人牧豕都养，尚可听讲通经，岂必横舍千间，载书兼两而后为学哉？始则二三，渐至什伯，精诚所感，必有应之于千里之外者。昔原伯鲁以不悦学而亡，越勾践以十年教训而兴，国家之兴亡，亦存乎士而已矣。
学制第四
外洋各国学校之制，有专门之学，有公共之学。专门之学极深研几，发古人所未发，能今人所不能，毕生莫殚，子孙莫究，此无限制者也；公共之学所读有定书，所习有定事，所知有定理，日课有定程，学成有定期，或三年，或五年，入学者不中程不止，惰者不得独少。既中程而即止，勤者不必加多，资性敏者同为一班，资性钝者同为一班，有间断迟误者附其后班，生徒有同功，师长有同教，此有限制者也。无事无图，无堂无算，师无不讲之书，徒无不解之义，师以已习之书为教则师不劳，徒以能解之事为学则徒不苦，问其入何学堂，而知其所习何门也；问其在学堂几年，而知其所造何等也。文武将吏，四民百艺，其学无不皆同。小学堂之书较浅，事较少，如天文、地质、绘图、算学、格致、方言、体操之类，具体而微。中学堂书较深，事较多，如小学堂地图则极略，仅具疆域山水大势，又进则有府县详细山水，又进则有铁路、电线、矿山、教堂，馀书仿此。方言则兼各国，算学则讲代数、对数，于是化学、医术、政治以次而及，馀事仿此。大学堂又有加焉。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又各分为两三等，期满以后，考其等第，给予执照。国家欲用人才，则取之于学堂，验其学堂之凭据，则知其任何官职而授之，是以官无不习之事，士无无用之学。其学堂所读之书则由师儒纂之，学部定之，颁于国中，数年之后或应增减订正，则随时修改之。其学堂之费率皆出地方绅富之捐集，而国家略发官款以补助之，入学堂者但求成才，不求膏火，每人月须纳金若干，以为饮食束之费，贫家少纳，富家多纳。其官绅所筹学堂之费，专为建堂延师，购书制器之用，不为学生膏奖。［亦有义学，以教极贫子弟，学生出赀甚微，然义学甚少，所教极浅］来学者既已出费，则必欲有所得而后归，学成之后，仕宦、工商各有生计，自无冻馁。此以教为养之法也。是以一国之内尝有小学数万区，中学数千，大学百数，由费不仰给于官，亦不尽仰给于绅故也，其善有三，出赀来学则不惰，志不在利则无争，官不多费则学广。苏子瞻沮新法学校之说曰：“必将发民力以治宫室，敛民财以养游士。”如西法所为，可无多费之虞矣。王介甫悔新法学校之误曰：“本欲变学究为秀才，不谓变秀才为学究。”如西法所为，可无变为学究之患矣。凡东西洋各国立学之法，用人之法，小异而大同，吾将以为学式。
广译第五
十年以来，各省学堂尝延西人为教习矣，然有二弊。师生言语不通，恃翻译为枢纽，译者学多浅陋，或仅习其语而不能通其学，传达失真，豪厘千里，其不解者则以意删减之改易之，此一弊也。即使译者善矣，而洋教习所授，每日不过两三时，所教不过一两事，西人积习，往往故作迟缓，不尽其技，以久其期，故有一加减法而教一年者矣。即使师不惮劳，而一西人之学能有几何，一西师之费已为巨款。以故学堂虽建，迄少成材，朱子所谓无得于心而所知有限者也，此二弊也。前一弊学不能精，后一弊学不能多，至机器制造局厂用西人为工师，华匠不通洋文，仅凭一二翻译者，其弊亦同。尝考三代即讲译学，《周书》有舌人，《周礼》有象胥、诵训，扬雄录别国方言，朱T译西南夷乐歌，于谨兼通数国言语，《隋志》有国语杂文、鲜卑号令、婆罗门书、扶南胡书、外国书，近人若邵阳魏源于道光之季译外国各书、各新闻报为《海国图志》，是为中国知西政之始。南海冯a光于同治之季官上海道时，创设方言馆，译西书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