学者燕赵人，多不行于鲁，当由今学与之为难，故托言其书出于鲁，以见鲁旧传其学之意，非实事也。
今古学人好言今、古学得失，争辨申难，无所折中。窃以为虽汉已如此，然皆非也。今学如陆道，古学如水路，各有利害。实皆因地制宜，自然之致，自有陆水，便不能偏废舟车。今驾车者诋舟船之弊，行舟者鄙车马之劳，于人则掩善而著恶，于已则盖短而暴长。自旁观言之，则莫非门户之见，徒为纷更而已。
学礼烦难，今、古不足以统之，故表中多立门目。然其中有文字异同一例，本为一家，传习既久，文字小异，此当求同不可求异者也。如《王制》与《孟子》，《祭法》与《国语》，宜无不合矣。其中乃有小异处，后人遂张皇而不谓《孟子》与《王制》、《祭法》与《国语》有合，此则大非也。何以言之？《孟子》言葵邱盟词，当即《Y梁》所言，乃《孟子》详而《Y梁》略。[《公羊》不在葵邱，所引则又略矣]《孟子》引孔子「其事则齐桓晋文」一节，当即《公羊》「纳北燕伯于阳」传所引，乃《公羊》与《孟子》互异。又《公羊》定元年引沈子，即《Y梁》定元年所引之沈子也。同引一师，同说一事，而文句不同。又如《左》、《国》、《礼记》、诸子之记申生事，本一事也，而所记各异。《孔子集语》集孔子之言，同一说也，而文义详略乃至大相反。此皆当求其同，而不当求其异。然此以知其源为难，苟不知其源而惟求不异，则未有不为害者矣。郑君是也。
汉初叔孙通制礼，多用古说，原庙之制，此古礼也。《周礼》祀文王于明堂，而方岳之下亦立明堂，如齐之明堂是也。《左传》有先君之庙曰都，无先君之庙曰邑，此亦原庙明堂之制。惟今学乃不言明堂，立太庙，不立原庙也。[古学，天子宗庙中无太庙，惟别立明堂，诸侯不立明堂曰太庙。今学则天子诸侯同曰太庙也]今学家间有说古礼者，旧颇难于统属。今立一法以明之，以为讲今学者时说古学，如《孟子》、《荀子》皆言明堂是也。此如《春秋》曲存时制之例。
古学，E为祀天地，郊为祈谷，E重于郊。E者，示帝也，故谓鲁E非礼。《Y梁》不言E非礼。古学无祭。《公羊》说E用古学，说用今学。今学不以E为大祭。古学每年一E，亦无三年一祭，五年再祭之说。
讲E须先知庙制。今先作《今古学庙制图》，便知古无祭，今无配天E之说，本数言可了，先儒含混言之，遂致纠葛耳。《左传》不立四时祭之名，《周礼》则有之。《左传》雩为祈谷，与《周礼》同，又有求雨之雩。今礼则雩专为求雨，无祈谷说。《左传》移动今学时祭，以郊、雩、A、尝当之。四者皆为农事，所谓春祈秋实，不专在宗庙行事者也。此《周礼》、《左传》所以不同。欲分今、古礼，须先将其名目考清。某礼于古为某事，于今为某事；某礼为今、古学所有，某礼为今、古学所无；某礼无其事而有名，某礼有其实而异其号。须先考正名实，然后求细目。不先知此，则礼制不能分也。
古礼门目多，今礼仪节少。今礼如建国、爵禄、立官、选举外，其改动古学者可以计数。至于一切仪节名目，多从古说。故凡所不改者，皆今古同者也。今为一表以收今古不同者。以外有古无今者，则均附此篇之后。所录虽属古文，实则今礼亦如此也。
《月令》说：脾为木，肺为火，心为土，肝为金，肾为水。此古文说也。博士说：肝木，心火，脾土，肺金，肾水。今医家皆祖博士，而古文无知之者。以高下相生为序：脾居中，主生为木，次肺火，次心土，次肝金，次肾水。肾生脾，又始焉，甚有理。然予说藏府，不以配五行。脾胃为中，肺心在上，肝胆在下。脾与胃对，肺与肝对，心与胆对。脾胃主消纳，肺受而为气，肝受而为血，心为气精，胆为血精。肺肝主形质，心胆主精华。气血已盛，然后肾生；气血将衰，则肾先死。肾如树木花实之性，乃五藏之精华，以为生发之机者，古书当有此说。
《周礼》封建之制与《王制》相较，一公所封多至二十四倍，此必不能合者。《孟子》以齐鲁皆百里，初以为今学门面语也。然下云今鲁方百里者五，以为大，似确是当时实事，继乃悟周初封国实不如《王制》之小，诸侯封大易为乱，故《王制》改为百里。鲁旧本大，《诗》有七百里之说是也。至孟子时多所侵削，所谓「鲁之削也滋甚」，非鲁多灭小国，乃仅此方百里者五也。周礼本非百里，《孟子》以《王制》为周礼，皆因主其说久，周礼不可闻，故即以为是周礼。董子亦以《王制》为周礼，封建之制，变为郡县，郡之大者方广得四五百里，汉初封国大者亦四五百里，此所本也。《王制》则众建诸侯而小其力之说也。总之，《周礼》之书与《王制》同意，均非周本制，特《周礼》摭拾时事处多。《王制》则于时制多所改变尔。
今学有大庙，古学无大庙。《明堂位记》因《春秋》有大庙，缘经为说，故曰「大庙，天子明堂。」以明堂、大庙分为天子、诸侯制，顺《春秋》大庙之文也。今学E在大庙，古学E不在大庙。[郑曰行于圆丘]《春秋》有E于大庙，当缘经为说，故《左传》[《礼记?明堂位》]曰：「季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