因素王之义遂附会以为王鲁是也。有震警张皇之色，乃过情虚拟之词。今者细为分出，务使源流派别，一览而明。其于《异义》所言，不无千虑一得矣。
《诗》、《书》有四代异制，以今、古学说之，皆非也。然先师既主此说，不能不婉转以求通，所谓削足适屦之事，每不免焉。如九州之制，《王制》所言共五千里，《周礼》所言则万里，此今古礼制之分也。特二学皆就春秋制度言之，不必通说四代也。而《尚书》有五服之文，本与《王制》三服、《周礼》十服不合。而先师欲各合其礼制，故今学之欧阳、大小夏侯说则以五百里为一服，五五二千五百里，合南北得五千里，减省里数以求合《王制》之说也。古学之杜、马说，则以为千里为一服，五服五千里，合南北为万里，加多里数以求合《周礼》之说也。实则《王制》、《周礼》之说，皆与《尚书》夏制不相关。而今古先师乃欲抱其《王制》、《周礼》之说，以遍说群经，统括沿革。其中左支右绌、朝四暮三之踪迹，班班可考。今诚各知其所据以推考求通之意，则我用我法，得失易明。若不知其所据，震警其异同，必求有所以折其中，或于其中更欲有左右焉。此岂能合也哉？予确知无师折中求合之说都非本意，故欲以四代沿革补正其误，使知此皆后师推衍之说。不明此意，经意何由得哉!
《三传》著录，皆先秦以前。《Y梁》鲁人；《左传》燕赵人。故《公羊》出入二家，兼收燕、鲁，特从今学者多耳。今学二伯；古学五伯。《公羊》从五伯之说。他如仲子为桓母，改蔡侯东为朱，凡此皆事实之变异者。至于礼制，则说E说郊，时杂古制。盖以齐居鲁与燕之间，又著录稍晚，故其所言如此。好学深思者，当自得之。
《左传》出于今学方盛之时，故虽有简编，无人诵习，仅存秘府而已。至于哀、平之间，今学已盛而将微，古学方兴而未艾，刘子骏目见此编，遂据以为今学之敌，倡言求立。至于东汉，遂古盛而今微，此风气盛衰迭变之所由也。
今学传孔子，本始于鲁。公羊始师齐人。受业于鲁，归以教授，当其始仍《Y梁》派也。如荀子游学于齐，学于公羊，始师其说。《春秋》多同《Y梁》，是齐学初不异于鲁学之证。至于归以教授，齐俗喜夸好辩，又与燕赵近，游士稷下之风最盛，故不肯笃守师说，时加新意，耳濡目染，不能不为所移。齐学之参杂于今古之间，职是故也。《儒林传》言，伏生口授《尚书》有壁藏书，《公羊》有齐语，故人以为旧由口授，至汉乃著竹帛。实则群经著录，皆在先秦以前。《公羊》之有齐语，是秦前先师，非汉后晚师。不如旧说孔子畏祸远言，不著竹帛也。
鲁恭王坏宅所得之书，不止古学，即今学亦有，以其书已先行，故不言耳。壁中诸书，皆鲁学也。伏生口授《尚书》，世已尊行；鲁壁中古文出，孔氏借以写定，鲁《书》遂变为古学矣。《春秋公羊》由齐传授，壁中所出，当即《Y梁》。《Y梁》传而壁中鲁学《尚书》之本文不传，遂使人疑非其比，岂不可惜哉!
壁中《尚书》出，东汉诸儒以古学说之，亦如《仪礼》古文而西汉诸儒以今学说之也。二书本无今、古之分，其以今古分门户，先师附会之说也。
鲁人不喜为汉用，汉家因少抑之。鲁学又无显者。《公羊》之盛，全由公孙弘。《Y梁》经传皆先秦之遗。史公云：「秦虽焚书，而邹鲁弦诵之声不绝。」故汉初征鲁生讲礼，鲁书未亡。汉抑鲁学，可由史公之言悟之。其后既久，分兴鲁学，而犹假借坏宅得书以为说者，则又史臣回护之言，不尽事实也。
鲁书未亡，学犹盛，故《鲁诗》、《Y梁》，江公能传之。不然，则江公何以崛起？鲁《书》学之亡，则以世无达者，不幸而亡。《Y梁》虽存，终汉乃得立，此鲁学之所以微也。鲁《尚书》家不传，《班书》谓《伏书》传于齐鲁，非也。鲁自有《尚书》，不传于世，班意欲周旋此事耳。
汉初，齐人以经术贵显者，始于伏生，继以公孙弘，故齐学盛。鲁无显达，故以寝微。至于重鲁轻齐，则宣、元以后风气改变之言，亦赖当时天子、丞相之力耳。不然，终汉不得立也。
汉初，经学分三派，鲁、齐、古是也。分二派，今古是也。分三派者，《诗》[《鲁诗》、《齐诗》、《韩诗》、《毛诗》]《春秋》[《Y梁》鲁；《公羊》齐；《左传》古]《礼》[鲁高堂生传《士礼》；齐后仓，古《周礼》]《论语》[《鲁论》，《齐沦》，《论语古》也]四经是也。分二派者，《易》、《尚书》、《孝经》三经是也。《尚书》今学，出于伏生，齐学也。《易》传于田和，亦齐学也。《孝经》后仓、翼奉，亦皆齐学也。然则七经中，齐古学皆全。所缺者，鲁之《易》、《书》、《孝经》三经说也。汉初，齐盛鲁微，故失其三经之传。而古学行于民间，乃能与齐学相敌。则以古与今异，齐鲁同道，故存齐而鲁佚与？
《毛诗》说田猎，与《Y梁》同文。此古今学所同之礼制。故予谓今学所不改者，皆用《周礼》是也，柳氏《大义》不察，乃以《毛诗》与《Y梁》同师，则合胡越为一家矣。古、今学所同之礼，当由此推之也。
汉儒