杂坐”自为句，至“不同巾栉”为句，“不亲授”自为句。今以“不同”属上句，虽无害，而“巾栉不亲授”则不通矣。“男女授受不亲”，何独巾栉哉？至四书九经中句读当改易者尚多。如“卒为善，（句）士则之’；履帝武敏，（句）歆攸介攸止。”若此之类尚多，未易枚举也。
少时读书，能记忆而苦于无用；中年读书，知有用而患于遗忘。故惟有著书一事，不惟经自己手笔，可以不忘，亦且因之搜阅简编，遍及幽僻，向所忽略，今尽留心，败笥蠹简，皆为我用。始知藏书之有益，而悔向来用功之蹉跎也！
余自八九岁即好观史书，至于乱离战争之事，尤喜谈之，目经数过，无不成诵；然塾师所授不过编年节要，《纲鉴》、《要略》而已，后乃得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及《朱子纲目》读之，凡三四过，然止于是而已，最后得二十一史，则已晚矣；然幸官曹郎冷局，得时时卒业也。
汉光武好图谶，至用三公，亦以《谶书》决之，尹敏遂因其缺而增之，曰君无口为汉辅，帝虽责之而竟不罪也。《谶书》，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状，亦不知何人所作。但堪舆家常引谶语，附会吉地，以为谶地，亦竟不知其所从出，强半杜撰之词耳。今世所传有推背图，相传李淳风所作。以古帝王世次，其间先后错乱，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可，乃命取而乱其序并行之，人见其不验，遂弃去。然多验于事后，虽知之何益？圣人所谓“百世可知者”，岂是之谓哉？
东汉至三国，罕复名者，莽禁之也。秦以前复名盖寡，然侨如、无忌、去疾之类，往往见于经史。而二名不偏讳之义，三代已有之，则亦何尝以复名为非也？王莽矫诬，遂著为禁令。至讽匈奴亦上书更名，可笑甚矣。乃其法亦行之二百余年，何耶？今时则复者十七，亦以岁久人繁，易于重犯故耳。且使子孙不偏讳，未为不可也。
周公谨《癸辛杂识》载先圣初名兵，已乃去其下二笔，此事并无所出。按先圣因母祷于尼丘而生，故名丘，字仲尼，岂有名兵之事？诞妄甚矣。
古之命名者，不以郡国，不以山川，不以鸟兽恶疾，然亦有不尽然者，即周公子已名禽，宣尼子已名鲤矣。此盖为人君言之也。人君之名当使人难知而易避，不然者，则当申临文不讳之令。夫减损点画，犹之可也，至并其音而更之，使千古传袭，恬不知改，若庄光之为严光，玄武之为真武也，可乎？
宋时避君上之讳最严，宋板诸集中，凡嫌名皆阙不书。如英宗名曙，而署树皆云嫌名，不知树音原不同曙也。钦宗名桓，而完亦云嫌名，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。仁宗名祯，而贞观改作正观。魏徵改作魏证，不知徵、祯不同音也。又可怪者，真宗名恒，而朱子于书中有恒独不讳，不知其解。或以亲尽而祧耶？至于胤义二名，其不讳宜矣。
陶谷原姓唐，因避石晋讳而改。真德秀原姓慎，因避孝宗讳而改。夫以君父一时之讳，而更祖宗百代之氏，不孝孰甚矣？陶不足责也，而西山大儒乃为此耶？
宋人高自夸诩，毁誉失实，如韩、范二公，将略原非所长；元昊、跳梁二公，心力俱惫尚不能支，而乃有西贼破胆之谣。王安石刚愎自用，乱天下国家，其罪不在蔡京，童贯之下，而引入名臣之列。张浚志大才疏，丧师辱国，刘琨、殷浩之俦也，而盛称其恢复之功，比之诸葛武侯。及其叔季，如杨龟山、魏了翁者，空言谈道，岂真有拨乱匡时之略，而犹惜其不见任用，宁非啖名之过哉？吾谓宋之人物，若王沂公、李文正、司马温公之相业，寇莱公、赵忠定之应变，韩魏公之德量，李纲、宗泽之拨乱，狄青、曹玮、岳飞、韩世忠之将略，程明道、朱晦庵之真儒，欧阳永叔、苏子瞻之文章，洪忠宣、文信国之忠义，皆灼无可议，而且有用于时者，其它瑕瑜不掩，盖难言之矣。
《易》之儇裕以众君子而去一小人，在决之而已，故谓之佟Ｋ蔚痹丰、元讨时，君子多而小人寡，乃议论不断，自相矛盾，使小人得乘间而进；及其败也，反谓熙宁之祸，吾党激成之。譬之贼势猖獗，主将首鼠，致败而反咎力战者，以为挑衅生事，不亦愚之甚哉？
性有善恶之言，未甚失也，而《孟子》力排之；《反经》合道之言，未甚失也，而宋儒深非之，皆矫而过正矣。古之行权者，如汤、武之放伐，伊霍之迁易，周公之诛管、蔡，孔子之见南子，何尝不与经相反？经者，权之对也，不反则不为权矣。然反而合道，不失其经，《易》所谓“万物暌而其事类”者也，此语何足深非，又何必抵死与辩耶？
宋儒若明道、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，虽有迂阔，不失其高，下乎此者，不敢知也。如朱子论周益公云：“如今却是大承气证，却下四君子汤，虽不为害，恐无益于病。”即此数语，朱之设施可知矣。伊川见人主折柳条，便欲禁制之，说书时颜色庄严，俨以师道自处，此即子弟如是教之，亦苦而不入，况万乘之主哉？陆秀夫于航海之日，负十岁幼主，而日书《大学衍义》以讲，不知何为？近于迂而愚矣。圣人之谈道，皆欲行于世也。《大学》说明德，便说新民；《中庸》说中和，便说位育；孔子一行相事，便坠三都，诛少正卵，更无复逡巡道学之气；颜渊问为邦，孔子便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