衣服，则与此异矣。必厚敛於百姓，以为文彩靡曼之衣，铸金以为钩，珠玉以为佩。由此观之，其为衣服，非为身体，此为观好也。是以其人淫僻而难治，其君奢侈而难谏。夫以奢侈之君，御淫僻之人，欲国无乱，不可得也。为衣服不可不节。此墨翟之术也。
商子曰：法令者，人之命也，为治之本。一兔走，百人逐之，非以兔可分为百，由名分之未定也。卖兔满市，盗不敢取者，由名分之定也。故名分未定，虽尧、舜、禹、汤，且皆加务而逐之；名分已定，则贫不敢取。故圣人之为法令也、置官也、置吏也，所以定分也。名分定，则大诈贞信、巨盗愿悫，而各自治也。《申子》曰：君如身，臣如手。君设其本，臣操其末。为人君者，操契以责其名。名者，天地之网，圣人之符。张天地之网，用圣人之符，则万物无所逃矣。动者摇，静者安，名自名也，事自定也。是以有道者，因名而正之，随事而定之。昔者尧之治天下也，以名，其名正则天下治。桀之治天下也，亦以名，其名倚而天下乱。是以圣人贵名之正也。李斯书曰：韩子称慈母有败子、而严家无格虏者，何也？则罚之加焉必也。故商君之法，刑弃灰於道者。夫弃灰薄罪也，而被刑重罚也。夫轻罪具督，而况有重罪乎？故人弗敢犯矣。今不务所以不犯，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，则亦不察於圣人之论矣。此商鞅、申、韩之术也。
由是观之，故知治天下者，有王霸焉，有黄老焉，有孔墨焉，有申商焉，此其所以异也。虽经纬殊致，救弊不同，然康济群生，皆有以矣。今议者或引长代之法，语救弊之言；或引帝王之风，讥霸者之政，不论时变，而以饰说。故是非论，纷然作矣。言伪而辩，顺非而泽，此罪人也。故君子禁之。
正论第十六
孔子曰：六艺於理一也，《礼》以节人，《乐》以发和，《书》以导事，《诗》以达意，《易》以道化，《春秋》以道义。故曰：入其国，其教可知也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，《诗》教也；疏通知远，《书》教也；广博易良，《乐》教也；洁静精微，《易》教也；恭俭庄敬，《礼》教也；属辞比事，《春秋》教也。故《诗》之失愚，《书》之失诬，《乐》之失奢，《易》之失贼，《礼》之失烦，《春秋》之失乱。其为人也，温柔敦厚而不愚，则深於《诗》也；疏通知远而不诬，则深於《书》也；广博易良而不奢，则深於《乐》也；洁净精微而不贼，则深於《易》也；恭俭庄敬而不烦，则深於《礼》也；属辞比事而不乱，则深於春秋也。
自仲尼没而微言绝，七十子丧而大义乖，战国纵横，真伪分争，诸子之言，纷然散乱矣。
儒家者，盖出於司徒之官，人君顺阴阳、明教化者也。游文於六经之中，留意於仁义之际，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，宗师仲尼，此其最高也。然惑者既失精微，而僻者又随时抑扬，违离道本，苟以哗众取宠，此僻儒之患也。道家者，盖出於史官，历纪成败，秉要执本，清虚以自守，卑弱以自持，此君人南面者之术也。合於尧之克让、《易》之谦谦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放者为之，则欲绝去礼乐、兼弃仁义，独任清虚，何以为治？此道家之弊也。
阴阳家者，盖出於羲和之官，敬顺昊天，历象日月星辰，敬授人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拘者为之，则牵於禁忌，泥於小数，舍人事而任鬼神，此阴阳之弊也。法家者，盖出于理官，信赏必罚，以辅礼制，此其所长也。及刻者为之，则亡教化，去仁爱，专任刑法，而欲以致治，至于残贼至亲，伤恩薄厚，此法家之弊也。
名家者，盖出于礼官。古者名位不同，礼亦异数。孔子曰：必也正名乎！此其所长也。及缴者为之，则钩钅瓜析乱而已，此名家之弊也
黑家者，盖出于清庙之官，茅屋采椽，是以贵俭；养三老五更，是以兼爱；选士大射，是以上贤；宗祀严父，是以右鬼；顺四时而行，是以非命；以孝示天下，是以上同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蔽者为之，见俭之利，因以非礼，推乐爱之意，而不知别亲疏，此墨家之弊也。
纵横家者，盖出于行人之官。孔子曰：使乎使乎！言当权事制宜，受命不受辞，此其所长也。及邪人为之，则上诈谖而弃其信，此纵横之弊也。
杂家者，盖出於议官，兼儒墨，合名法，知国体之有此，见王理之无贯，此其所长也。及荡者为之，则漫羡而无所归心，此杂家之弊也。
农家者，盖出於农稷之官，播百希劝耕桑，以足衣食。孔子曰：所重人食。此其所长也。及鄙者为之，则欲君臣之并耕，悖上下之序，此农家之弊也。
《文子》曰：圣人之从事也，所由异路而同归。秦楚燕魏之歌，异转而皆乐；九夷八狄之哭，异声而皆哀。夫歌者，乐之微也；哭者，哀之效也。墅熟吨校而应於外，故在所以感之矣。
论曰：范晔称百家之言政者尚矣，大略归乎宁固根柢、革易时弊也，而遭运无恒，意见偏杂，故是非之论，纷然相乖。尝试论之：夫世非胥庭，人乖彀饮，理迹万肇，情故萌生。虽周物之智，不能研其权变；山川之奥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