。」后书伏湛传云：「九世祖胜，字子贱。」伏生老死，书残不竟。晁错传于倪宽。至孝宣皇帝之时，河内女子发老屋，得逸易、礼、尚书各一篇，盼遂案：隋书经籍志云：「及秦焚书，周易独以卜筮得存，唯失说卦三篇。」知论所云逸易者，即今说卦三篇也。唯论衡云「一篇」，隋志作「三篇」。不同者，盖说卦本合序卦、杂卦而为一篇，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、序卦、杂卦为一卷。后人猥称为三篇，实不足究。逸书一篇，则自来认为太誓。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，可云无疑。惟逸礼一篇，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，姑存疑而已。秦之。宣帝下示博士，然后易、礼、尚书各益一篇，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。尚书序疏曰：「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：宣帝本始元年，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，得古文泰誓三篇。论衡又云：『以掘地所得者。』」案：「掘地所得」，今书无此文。经义丛抄徐养原曰：「充言益一篇，不知所益何篇。以他书考之，易则说卦，书即太誓。唯礼无闻。而史、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，初未尝有所缺。」又按：书序疏云：「史记及儒林传皆云：『伏生独得二十九篇。』案马融云：『泰誓后得。』郑玄书论亦云：『民间得泰誓。』别录曰：『武帝末，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，献之，与博士使读说之，数月皆起传以教人。』则泰誓非伏生所传，而言二十九篇者，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，见泰誓出，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，故为史ㄖ，并云伏生所得，不复曲别分析。」又云：「司马迁时，已得泰誓，以并归于伏生，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。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，亦不可信。或者尔时重得之，故于后亦据而言。」今按：关于泰誓，诸说莫一：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。有谓泰誓后得，而「后得」又有二说：一谓得于武帝时，一谓于宣帝时。有谓伏书本有泰誓，所谓后得者，重得耳。有谓得于宣帝时，乃传闻之误。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、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、孙志祖读书脞录、王鸣盛尚书后案、朱彝尊经义考、王引之经义述闻、经义丛抄、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、钱大昕潜C堂集、俞正燮癸巳类稿、皮锡瑞尚书通论、刘师培答方勇书、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、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。至孝景帝时，盼遂案：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。案书篇亦云：「孝武皇帝时，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。」决此「景」字为误。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，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。阎若璩曰：「云『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』，较汉志『武帝末』三字则确甚。何也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，徙二十七年薨，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，武帝方即位十三年，安得云『武帝末』乎？且恭王初好治室，季年好音，则其坏孔子宅，以广其宫，正初王鲁之事，当作『孝景时』三字为是。」晖按：佚文篇、案书篇并谓武帝时，则此作「孝景」，盖传写之误。汉志亦本作「武帝初」，「末」字讹也。武帝使使者取视，注佚文篇。莫能读者，遂秘于中，外不得见。至孝成皇帝时，征为古文尚书学。东海张霸当作「东莱」，注见佚文篇。盼遂案：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，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，疑论衡误也。案百篇之序，空造百两之篇，献之成帝。帝出秘百篇以校之，皆不相应，于是下霸于吏。吏白霸罪当至死。成帝高其才而不诛，亦惜其文而不灭。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，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。旧本段。
或言秦燔诗、书者，燔诗经之「书」也，其经不燔焉。圣人作经，贤者作书。言「燔诗书」，谓燔诗经之传。
夫诗经独燔「独」疑为「犹」形误。犹，均也。言诗经亦燔，不独传。其诗。「书」，五经之总名也。传曰：「男子不读经，则有博戏之心。」未知何出。子路使子羔为费宰，孔子曰：「贼夫人之子。」子路曰：「有民人焉，有社稷焉，何必读书，然后为学？」论语先进篇文。五经总名为书。传（儒）者不知秦燔书所起，故不审燔书之实。「传者」当作「儒者」。秦始皇三十四年，「三」旧作「二」，依史记始皇纪正。语增篇不误。置酒咸阳宫，博士七十人前为寿。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。齐人淳于越进谏，以为始皇不封子弟，卒有田常、六卿之难，无以救也；讥青臣之颂，谓之为谀。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，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，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，乃令史官尽烧五经，有敢藏诸（诗）书百家语者刑，「诸书」当作「诗书」。史记始皇纪、前语增篇可证。唯博士官乃得有之。五经皆燔，非独诸（诗）家之书也。「诸」当作「诗」。上文「或言秦燔诗、书者，燔诗经之书也，其经不燔焉。」此文即破其说。传（儒）者信之，「传者」当作「儒者」。见言「诗书」，则独谓〔诗〕经（谓）之书矣。下「谓」字，即「诗」字之讹，文又误倒。旧本段。
传（儒）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，「传者」当作「儒者」。而谓二十九篇，其遗脱不烧者也。
审若此言，尚书二十九篇，火之余也。七十一篇为炭灰，二十九篇独遗邪？夫伏生年老，晁错从之学时，适得二十余篇，伏生死矣，故二十九篇独见，七十一篇遗脱。遗脱者七十一篇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