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分子。」（姚鼐谓当作「别子」。刘宝楠已辩其误。）史记燕世家：「召公与周同姓。」谯周曰：「周之支族。」（史记集解。）白虎通王者不臣篇：「召公，文王子。」皇甫谧曰：「文王庶子。」（诗甘棠疏。）此文云：「周公之兄。」皮锡瑞曰：「白虎通、论衡皆今文家说。盖今文家有以召公为文王子者。而史记云：『召公]与周同姓。』古今人表亦云：『周同姓。』不以为文王子。其说不同，盖亦三家之异。」左暄三余偶笔一曰：「谷梁传曰：『燕，周之分子。』『分子』者，犹曲礼之言『支子』，大传之言『别子』也。逸周书作雒解：『三叔及殷、东徐、奄及熊盈以略，周公、召公内弭父兄，外抚诸侯。』祭公解：『王曰：「我亦维有若文祖周公暨列祖召公。」』此召公为文王子之确证。白虎通曰：『子得为父臣者，不遗善之义也。诗云：「文、武受命，召公维翰。」召公，文王子也。』则召公为文王子，汉人已明言之。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文王庶子，盖本谷梁氏『燕，周之分子』，故云然，非无据也。司马迁云：『召公与周同姓。』按史记于毕公亦云『与周同姓』，亦可谓毕公非文王子哉？」至康王之时，尚为太保，尚书顾命：「王不怿，乃同太保]。」]，召公也。竹书纪年：「康王元年，王即位，命冢宰召康公总百事。」出入百有余岁矣。圣人禀和气，故年命得正数。气和为治平，故太平之世，多长寿人。百岁之寿，盖人年之正数也，犹物至秋而死，物命之正期也。物先秋后秋，则亦如人死，或增百岁，或减百也；先秋后秋为期，增百减百为数。物或出地而死，犹人始生而夭也；物或u秋不死，亦如人年多度百至于三百也。传称：老子二百余岁，史记本传：「老子百有六十余岁，或言二百余岁。」司马贞已疑其难信，近马叙纶老子核诂辩证甚详。邵公百八十。应劭风俗通曰：「召康公寿百九十余乃卒。」路史作「一百八十」，同此。竹书曰：「康王二十四年，召康公薨。」全祖望经史问答：「康王即位之后，召公不见，则已薨矣。周初诸老，无及昭王之世者。若百八十，则及胶舟之变矣，当是传闻之语。」高宗享国百年，尚书无逸：「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。」伪孔本不足据。史记殷本纪云：「五十五年。」蔡邕石经残碑：「肆高宗之飨国百年。」汉书杜钦传：「高宗享百年之寿。」五行志、刘向传并同，与仲任说合，盖今文经一作「飨国百年」也。侯康曰：「古文尚书单举在位之岁，今文统举寿数言之。太平御览皇王部引帝王世纪云：『武丁享国五十有九年，年百岁。』正参用今古文。世纪一书不可尽信，此则其可信者。若论衡气寿篇云：『高宗享国百年，周穆王享国百年，并未享国之时，皆出百三十四十矣。』然仲任说实误。考吕刑『王享国百年』，传疏谓从生年数。按周本纪云：『穆王即位，春秋已五十矣。立五十五年，崩。』与传疏合。传疏在仲任后，或未足据，司马固足据也。以吕刑例之，高宗百年，必从生年数。『享国』二字，不必以文害辞。汉书五行志中下云：『高宗攘木鸟之妖，致百年之寿。』杜钦传：『高宗享百年之寿。』『百年』下系以『寿』字，必是兼举生年。至论衡则云：『传称高宗有桑b之异，悔过反政，享福百年。』又云：『殷高宗遂享百年之福。』不言『寿』，而言『福』，意谓寿不止此也。」皮锡瑞曰：「侯说非也。王仲任以百年为单举在位之年，其说不误。故无形篇、异虚篇皆不言『寿』，而言『福』。而刘向论星孛山崩疏已云：『故高宗有百年之福。』则不言『寿』而言『福』，亦不始于仲任。周公举三宗飨国之年，一云『三十三年』，一云『七十五年』，一云『百年』，皆举在位之年，故云飨国。若高宗并数生年，则与上太宗、中宗不一例；若谓太宗、中宗亦数生年，则太宗寿三十三，何云『克寿』？伪古文云：『五十有九年』，与石经及刘子政、杜子夏、班孟坚、王仲任所云『百年』皆不合。皇甫谧即伪造古文者，故世纪独与之同，岂可为据？」周穆王享国百年，并未享国之时，皆出百三十四十岁矣。「三十四十」朱校元本作「二十三十」。段玉裁曰：「此用今文尚书毋佚、甫刑也。以连老子、邵公书之，故曰『传称』。后儒谓穆王享国百年，谓其寿数，与仲任说异。」孙星衍曰：「此今文说也。周本纪云：『穆王即位，春秋已五十矣。』又云『立五十五年崩。』是『百年』兼数未即位之年。古文说也。列子周穆王篇云：『穆王几神人哉！能穷当身之乐，犹百年乃殂。』俱从生年数之。不知充说何据？」皮锡瑞曰：「史记周本纪已以『百年』为寿数，非始后儒。皇甫谧帝王世纪曰：『穆王修德教，会诸侯于涂山，命吕侯为相，或谓之甫侯。五十一年，王已百岁老耄，以吕侯有贤能之德，于是乃命吕侯作吕刑之书。五十五年，王年百岁崩于o宫。』亦同史记之文。然据毋佚篇言殷三宗、周文王飨国百年数，皆数即位以后，不兼数未即位以前。此云『飨国百年』，与毋佚『高宗飨国百年』之文正同，则其义亦当不异，仲任之说似可信。仲任非不见史记者，而说与之异，必别有据。史公与仲任皆用欧阳尚书，不知何以不同。岂史记此文与毋佚『高宗飨国五十五年』之文，皆古文说欤？抑后人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