宋庆历五年 宋干道三年 元至元七年 元刊明正德修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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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文昌刻本│ 洪适刻本 宋文瓒刻本 （累害篇不缺）（1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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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┌ 程本
│ │ 何本
│ 宋光宗时刻本 宋刊明成化 嘉靖时通津 │ 钱本
└─→ ──→修本（累害 ┌─→ ├ 黄本
（二十五卷）（2）篇脱一页） │ 草堂刻本 │ 郑本
│ │ 王本
│ └ 崇文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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│ 天启六年
└─→刘光斗刻本（3）
〔注〕一。叶德辉说，正德本累害篇脱一页，不对。
二。宋光宗时刻本二十五卷，见存日本，疑是根源庆历本。
三。天启本的序说，据杨文昌本刻。我想不是直接依据。因为天启本也脱去累害篇一页。明正德补修本是杨文昌本的四传的本子，还没有脱此一页，则知其所谓据杨本，不足信。疑出自成化补修本。
我所用的本子，是以通津本作底本。所见宋本，只是十四卷到十七卷的残卷。其余的所谓宋、元本，都是借用别人的校录。其中以朱宗莱校元本为最精详，杨守敬校宋本太粗疏。我想，一定忽略了一些好的材料。
胡适之先生在陈垣元典章校补释例序上说：
校勘之学，无处不靠善本：必须有善本互校，方才可知谬误；必须依据善本，方才可以改正谬误；必须有古本的依据，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。……王念孙、段玉裁用他们过人的天才与功力，其最大的成就只是一种推理的校勘学而已。推理之最精者，往往可以补版本的不足，但校雠的本义在于用本子互勘，离开本子的搜求，而费精力于推敲，终不是校勘学的正轨。……推理的校勘，不过是校勘学的一个支流，其用力甚勤，而所得终甚微细。
当然，版本是作校勘的唯一的凭依。但是论衡这部书所保存的善本是这样少，要整理这部书，只靠版本是不够的。势必于版本之外，另找方法，即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、古书注的四种方法。
孙诒让在他的札序上说：
其正文字讹舛，或求之于本书，或旁证之它籍，及援引之类书，而以声音通转为其]键，故能发疑正读，奄若合符。
本书、它籍、类书，这是揭举校勘学在离开版本的凭借时的三大途径。陈援庵垣。先生元典章校补释例说得更详细。他举出校法有四：
一。对校法 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读。遇不同之处，则注于其旁。
二。本校法 以本书前后互证，而抉摘其异同，则知其中之谬误。
三。他校法 以他书校本书，凡其书有采自前人者，可以前人之书校之；有为后人所引用者，可以后人之书校之；其史料有为同时之书所并载者，可以同时之书校之。
四。理校法 段玉裁曰：「校书之难，非照本改字，不讹不漏之难，定其是非之难。」所谓理校法也。
遇无古本可据，或数本互异，而无所适从之时，则须用此法。
第一种对校法，是用两本相比，是最容易的工作。只要有相当的学力，就能判断「某本作某是对的」。第二种本校法，即孙氏所谓求之于本书。第三种他校法，即孙氏所谓旁证之它籍及援引之类书。有时凭据他书注的引用，也属于此法。第四种理校法，即胡先生所谓推理的校勘。
在没有古本凭依的时候，想对于某一部书，发现它的谬误，改正它的谬误，证实所改正的是非，用本校法和他校法，即取证于本书、它书、类书、古书注的四种方法，是有相当征实性的方法。因为它的客观性是与凭借版本差不多。如唐、宋人的类书或古书注的引用，就可大致的见到唐、宋时这部书的本子。胡先生告诉我说：「依据类书或古书注，也就大致等于依凭古本。」
取证于本书、他书、类书及古书注，这四种方法，在运用时，应当各有相当的精细和警戒，兹就本书举例于下：
一、取证本书的方法，是求本篇的上下文义，或把本篇与他篇作一种归纳的比较，找出他的句例常语，以相正。
例一――据上下文义
高祖诏叔孙通制作仪品，十六篇何在？而复定（仪）礼〔仪〕？谢短篇卷十二，第五六一页。
此谓礼经十六篇何在，而庸叔孙通再定仪品也。后汉书曹褒传论：「汉初朝制无文，叔孙通颇采礼经，参酌秦法，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