之饥寒愁怨、饮食男女、常情隐曲之感，咸视为人欲之甚轻者矣。轻其所轻，乃「吾重天理也，公义也」，言虽美，而用之治人，则祸其人。至于下以欺伪应乎上，则曰「人之不善」，胡弗思圣人体民之情，遂民之欲，不待告以天理公义，而人易免于罪戾者之有道也!孟子于「民之放辟邪侈无不为以陷于罪」，犹曰「是罔民也」；又曰「救死而恐不赡，奚暇治礼义」!古之言理也，就人之情欲求之，使之无疵之为理；今之言理也，离人之情欲求之，使之忍而不顾之为理。此理欲之辨，适以穷天下之人尽转移为欺伪之人，为祸何可胜言也哉!其所谓欲，乃帝王之所尽心于民；其所谓理，非古圣贤之所谓理；盖杂乎老、释之言以为言，是以弊必至此也。然宋以来儒者皆力破老、释，不自知杂袭其言而一一傅合于经，遂曰六经、孔、孟之言；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难，数百年于兹矣。人心所知，皆彼之言，不复知其异于六经、孔、孟之言矣；世又以躬行实践之儒，信焉不疑。夫杨、墨、老、释，皆躬行实践，劝善惩恶，救人心，赞治化，天下尊而信之，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。孟子、韩子辟之于前，闻孟子、韩子之说，人始知其与圣人异而究不知其所以异。至宋以来儒书之言，人咸曰：「是与圣人同也；辨之，是欲立异也。」此如婴儿中路失其父母，他人子之而为其父母，既长，不复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，虽告以亲父母而决为非也，而怒其告者，故曰「破之也难」。呜呼，使非害于事、害于政以祸人，方将敬其为人，而又何恶也!恶之者，为人心惧也。校注中华本于「以」字下注曰：「疑脱『至』字。」中华本注曰﹕「『乃』下疑脱『曰』字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