无力者并与之，或立为次第之限可也。
孝宗时，下朱熹社仓法于诸路初建之。崇安县开耀乡有社仓一所，熹请于府得常平米六百石赈贷，夏受粟于仓，冬则加息计米以偿，自后随年敛散，小歉则蠲其息之半，大饥则尽蠲之。凡十有四年，得息米造仓三间，及以元数六百石还府，以见储米三千一百石以为社仓，不复收息，每石止收耗米三升，以是一乡之间虽遇凶年，人不缺食，后请以其法行之他处。
臣按：朱熹社仓之法固善矣，然里社不能皆得人如熹者以主之，又不能皆得如刘如愚父子者以为之助，熹固自言其数年之间左提右挈、上说下教，为乡闾立此无穷之计，然则其成此仓也盖亦不易矣。然则其法不可行欤？曰熹固言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，欲一听其所为则惧其计私以害公，欲谨其出入则钩校靡密上下相遁，其害又有甚于官府者矣。
熹又尝言于其君曰：“臣曾摹得苏轼与林希书，说熙宁中荒政之弊，费多而无益，以救之迟故也。其言深切，可为后来之鉴。”
臣按：苏轼书云：“朝廷厚设储备，熙宁中，本路截发及别路般来钱米并因大荒放税，及亏却课利盖累百钜万，然于救荒初无丝毫之益者，救之迟故也。”呜呼，救之迟之一言岂但熙宁一时救荒之失哉？自古及今莫不然也。臣常见州郡每有凶荒，朝廷未尝不发仓廪之粟、赐内帑之银以为赈恤之策，然往往行之后时缓不及事，朝廷有钜万之费而饥民无分毫之益，其故何哉？迟而已矣。所以迟者其故何在？盖以有司官吏惟以簿书为急，不以生灵为念，遇有水旱灾伤，非甚不得已不肯申达，县上之郡、郡上之藩府，动经旬月始达朝廷，及至行下遣官检勘，动以文法为拘、后患为虑，因一之诈疑众皆然，惟己之便，不人之恤，非民阽于死亡、狼戾惨切，朝廷无由得知，及至发廪之令行、赍银之敕至，已无及矣，虽或有沾惠者亦无几尔。臣愿圣明行下有司，俾定奏灾限期则例颁行天下，灾及八分以上者驰传，五分以上者差人，二三分以上入递，随其远近以为期限，缓不及期以致误事者定其罪名，秩满之日降等叙用。如此，则藩服、监司、郡县守令咸以救济为念，庶几无迟缓之失乎。
隆兴中，中书门下省言湖南、江西旱伤，立赏格以劝积粟之家，凡出米赈济系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。
臣按：鬻爵非国家美事也，然用之他则不可，用之于救荒则是国家为民，无所利之也，宋人所谓“崇尚义风，不与进纳同”是也。臣愿遇岁凶荒，民间有积粟者输以赈济，则定为等第，授以官秩，自远而来者并计其路费，授官之后给与玺书，俾有司加礼优待与见任同，虽有过犯亦不追夺。如此，则平宁之时人争积粟，荒歉之岁民争输粟矣，是亦救荒之一策也。
辛弃疾帅湖南，赈济榜文只用八字曰：“劫禾者斩，闭籴者配。”
臣按：朱熹谓弃疾做两榜便乱道，盖欲其兼禁之也。盖荒歉之年民间闭籴固是不仁，然当此际米价翔涌，正小人射利之时也，而必闭之者盖彼亦自量其家口之众多，恐嗣岁之不继耳，彼有何罪而配之耶？若夫劫禾之举，此盗贼之端、祸乱之萌也，周人荒政“除盗贼”正以此耳。小人乏食，计出无聊，谓饥死与杀死等死耳，与其饥而死不若杀而死，况又未必杀耶，闻粟所在，群趋而赴之，哀告求贷，苟有不从，即肆劫夺，自诿曰我非盗也迫于饥饿不得已耳。呜呼，白昼攫人所有，谓之非盗可乎？渐不可长，彼知其负罪于官，因之鸟骇鼠窜，窃弄锄梃以扞游徼之吏，不幸而伤一人焉，势不容已遂至变乱，亦或有之。臣愿明敕有司，遇有旱灾之岁势必至饥窘，必先榜示禁其劫夺，谕之不从，痛惩首恶以警余众，决不可行姑息之政，此非但救饥荒，乃弭祸乱之先务也。然则富民闭籴何以处之？曰必先谕之以惠邻，次开之以积福，许其随时取直，禁人侵其所有，民之无力者官与之券许其取息，待熟之后官为追偿。苟积粟之家丁口颇众，亦必为之计算，推其赢余以济匮乏，若彼仅仅自足亦不可强也，然亦严为之限。凡有所积不肯发者，非至丰穰禁不许出粜，彼见得利，恐其后时自计有余，亦不能以不发矣。
吕祖谦曰：“大抵荒政，统而论之，先王有预备之政，上也；修李悝之政，次也；所在蓄积有可均处使之流通，移民移粟，又次也；咸无焉，设糜粥最下也。”
臣按：朱熹有言，自古国家倾覆之由何尝不起于盗贼，盗贼窃发之患何尝不起于饥饿。吁，天灾流行国家代有，是以先王于民也备之于未荒之前，救之于方荒之际，而又养之于已荒之余，诚以礼义生于富足，一旦饥饿切身，吾民无所倚赖，或遂至于犯礼越分，非独虑其身之不能存，亦虑其心之或以荡也。是以太平无事之时恒为乱离反侧之虑，丰登有余之日恒为荒歉不给之忧，此无他，天生人君以为生民之主，必体天心以安民生，然后有以保其位也，不然，方其无事之时吾则资之以为用，及其有患之际吾乃弃之而不顾，是岂天之意哉，亦岂君之道哉？是以古昔盛时，三年耕余一年食，九年耕余三年食，以三十年通计之则余十年之食矣。今不能尽如古制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