诚为能尽其性，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，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，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，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。
朱熹曰：“天下至诚，谓圣人之德之实，天下莫能加也。尽其性者德无不实，故无人欲之私，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，巨细精粗，无毫发之不尽也。人物之性亦我之性，但以所赋形气不同而有异耳。能尽之者，谓知之无不明而处之无不当也。赞，犹助也。与天地参，谓与天地并立而为三也。此自诚而明者之事也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此乃有德有位圣人之事，惟尧舜足以当之。嗟乎，孟子有言：“人皆可以为尧舜。”矧受上天之付托而为万民之父母者乎，既有其位何患无德，德者天所赋予人，人有之行道而有得于心斯有之矣，然则若何而致其力耶？下章曰其次致曲，谓善端发见之一偏。自其发见之厚处而推致之以造其极，积而至于能化，则其至诚之妙亦与天下至诚之圣人无以异矣，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化。
故至诚无息，不息则久，久则征，征则悠远，悠远则博厚，博厚则高明。
朱熹曰：“既无虚假，自无间断。久，常于中也；征，验于外也。此皆以其验于外者而言之，郑氏所谓‘至诚之德，著于四方’者是也。存于中者既久，则验于外者益悠远而无穷矣。悠远，故其积也广博而深厚；博厚，故其发也高大而光明。”
臣按：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，夫惟至诚而又不息，然后能久，久故征验于外，悠远而无穷，悠远则自博厚，博厚则自高明，非有至诚之德而又有无息之功，其安能致是哉？盖至诚之久于中，故其征验之发于外者，气势自然如此，从容不迫，宽缓自在，所以积而至于博厚如地、高明如天，而其悠远也又且至于久而无疆焉。彼夫虚伪妄诞，作辍无常，急迫而浅近，汲汲焉殚日之力者，其何以能底于博厚、高明之域哉？观夫三代盛时积功累仁，功业盛大，而有道之长如此，秦、隋之君驾虚作伪，朝更夕改而日不暇给，而功业如彼之卑，运祚不延可验也矣。
今天下车同轨，书同文，行同伦。
朱熹曰：“今，子思自谓当时也。轨，辙迹之度。伦，次序之体。三者皆同，言天下一统也。”
或问于朱熹曰：“周之车轨书文，何以能若是其必同也？”曰：“古之有天下者，必改正朔、易服色、殊徽号以新天下之耳目而一其心志，若三代之异尚，其见于书传者详矣。轨者车之辙迹也，周人尚舆，而制作之法领于冬官，其舆之广六尺六寸，故其辙迹之在地者相距之间广狭如一，无有远近莫不齐同，凡为车者不合乎此，则不惟有司得以讨之，而其行于道路自将偏倚杌陧而跬步不前，亦不待禁而自不为矣，古语所谓‘闭门造车，出门合辙’，盖言其法之同，而《春秋传》所谓‘同轨毕至’者，则以言其四海之内政令所及者无不来也。文者书之点画形象也，《周礼》司徒教民道艺而书其一，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，大行人之法则又每九岁而一谕焉，则其制度之详如此，是以虽其末流海内分裂而犹不得变也。必至于秦灭六国而其号令法制有以同于天下，然后车以六尺为度，书以小篆隶书为法，而周制始改尔，孰谓子思之时而遽然哉？”
臣按：人君治天下，车必同轨、书必同文、行必同伦，盖王者之治大一统而无外也，有如此盖有法制以维持之，则世道虽降而不至于废坠，苟有兴起者，由是而循持之以复先王之旧不难矣。故成周盛时之车轨书文，至于春秋之时犹同也。
唯天下至圣为能聪明睿知，足以有临也；宽裕温柔，足以有容也；发强刚毅，足以有执也；齐庄中正，足以有敬也；文理密察，足以有别也。溥博渊泉而时出之，溥博如天，渊泉如渊。见而民莫不敬，言而民莫不信，行而民莫不说，是以声名洋溢乎中国，施及蛮貊，舟车所至、人力所通，天之所覆、地之所载，日月所照、霜露所队，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，故曰配天。
朱熹曰：“聪明睿知，生知之质。临，谓居上而临下也。其下四者，乃仁义礼智之德。文，文章也。理，条理也。密，详细也。察，明辨也。溥博，周遍而广阔也。渊泉，静深而有本也。出，发见也。言五者之德充积于中而以时发见于外，其充积极其盛而发见当其可也。‘舟车所至’以下，盖极言之。配天，言其德之所及广大如天也。”
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？肫肫其仁，渊渊其渊，浩浩其天，苟不固聪明圣知达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
朱熹曰：“经、纶皆治丝之事，经者理其绪而分之，纶者比其类而合之也。经，常也，大经者五品之人伦，大本者所性之全体也。惟圣人之德极诚无妄，故于人伦各尽其当然之实，而皆可以为天下后世法，所谓经纶之也。其于所性之全体无一毫人欲之伪以杂之，而天下之道千变万化皆由此出，所谓立之也。其于天地之化育则亦其极诚无妄者有默契焉，非但见闻之知而已。此皆至诚无妄，自然之功用，夫岂有所倚著于物而后能哉？肫肫，恳至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