昊必不为夏人之用，黄师宓必不主侬氏之谋，徐伯祥必不引交人以入寇也。
富弼言于神宗曰：“今来累有群贼白日入城，开军资甲仗等库，劫取衣甲物帛，散与贼党，州中兵士不满三十人，州官散走，贼徒恣行劫杀，殊无畏惮，官司势不能制御。夫小寇聚集尚如此凌侮，此后更有大盗杀官吏、据州城，尽取官私财物，召募徒众，必且将至千万人以与朝廷相抗，贼徒大劫财物，散施无涯，则贫民乐随矣，恣行劫杀使人震恐，则大小胁从矣，朝廷赏必有限，罚必有条，不得如贼之使人乐随而胁从也，若诸处观望，奸雄相应而起，贼满天下则大事去矣，秦末、隋末、唐末皆由此而乱，臣夙夜思虑，实为寒心。”
赵瞻言于英宗曰：“伏见群盗杀害辅郡之官吏，系囚叛起京畿之狱，此皆前古祸乱之萌，朝廷腹心之虑，为最急务，而政府惟不过发关移为督责之状，州郡亦不过备游徼为期会之迹而已，文书一报，但用习常苟求按问，未有为国家穷渊薮积奸之原、塞万一不测之计也。”又曰：“昔用一郡守则盗贼屏息，今联官数十员而不能禁者，何哉？盖昔之责人以实效，而今之官司取空文也。今盗一发，符牒四走，则曰吾有文书下一路矣，帅府则曰吾有文书下郡矣，按具则吾无责也，郡则曰吾有文书下巡逻令尉矣，关白即吾无责也，令尉则曰吾有文书下坊里保伍矣，期会即吾无责也，此其由来，得非自朝廷之守空文邪？”
臣按：大盗之起，必劫刑狱，必掠公库，必杀官吏，自古祸乱之起皆始于此，驯而至于其极，四海涂炭，宗社丘墟，皆起于一州一县之积也，有国家者思患而豫防之，岂容缓哉？昔群盗剽劫淮南，将过高邮，知军晁仲约度不能御，令富民出金帛、具牛酒，使人迎劳且厚遣之，盗悦径去，不为盗。事闻，富弼欲诛仲约，范仲淹欲宥之。臣窃以为，弼之欲诛法也，仲淹之欲宥情也，请酌之情法之中，使高邮有城池士卒而仲约不御之而使之越过其境，固有罪矣，若无城郭可为屏蔽、无士卒可以拒敌而又无邻境可以救援，与其徒手以受害，不若以计而援之，不犹愈于坐致一郡之生灵之失其所乎？此其失在于朝廷，不在于州郡，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。夫受人牛羊为之牧而不为之闲校，使为盗所窃，则牧者不能无罪也，责其不能为闲校之罪则可，今盗来而彼能以计却之使牛羊不失，而坐以失牛羊之罪则过矣，臣谓州郡之罪在未事之先而不在临事之际者此也。虽然，城池之不设、兵卒之无额，岂但州郡之罪哉，而朝廷之上、庙堂之尊亦当分其责焉。臣请自今以后，凡天下府州县无城池当要害处，即议与筑城置军，其不可置军处则令巡抚方面及守令计议，或用民力或用官钱，赁工以次第为之，就用附郭市民，免其杂差，编为丁壮夫甲，量为额数守之，其余州县地狭而民少不可为城守者，亦量与丁夫为守，凡其所有仓库、钱粮、甲仗俱寄郡库，犯罪重囚俱监郡狱，有城池处如此，则凡有官司皆有城守，民有依附之所，军有御备之具，异时为寇所攻劫，罪有所归，而彼亦无辞矣。是虽一州一县之事，积而累之，天下之大宗社之安未必不由此也，为国家远虑者所宜深致意焉。
苏轼言于神宗曰：“臣前任密州建言，自古河北与中原离合常系社稷存亡，而东京之地所以漕输河北，瓶竭则罍耻，唇亡则齿寒，而其民喜为盗贼，为患最甚，因为陛下画所以待贼之策。及移守徐州，览山川之形势，察其风俗之所上而考之于载籍，然后又知徐州为南北之襟要而京东诸郡安危所系也。臣观其地，三面被山，独其西平川数百里，西走梁宋，使楚人开关而延敌，材官驺发，突骑云从，真若屋上建瓴水也，地宜粟麦，一熟而饱数岁，其城三面阻水，楼堞之下以汴泗为池，独其南可通车马，而戏马台在焉，其高十仞，广袤百步，若用武之世，屯千人其上，聚櫑木炮石、战守之具以为城相表里而积三年粮于城中，虽用十万人不易取也，其民皆长大，胆力绝人，喜为剽掠，小不适意则有飞扬跋扈之心，非止为盗而已。汉高祖沛人也，项羽宿迁人也，刘裕彭城人也，朱全忠砀山人也，皆在今徐州百里间，其人以此自负，凶桀之气积以成俗，魏太武以三十万人攻彭城不能下，而王智兴以卒伍庸才恣睢于徐，朝廷亦不能讨，岂非以其地形便利、人卒勇悍故邪？”
臣按：彭城乃天下南北之要冲，其形势、风俗、物产苏轼言尽之矣，虽然，汉唐都关中，此地在当时为远郡，宋都汴梁，此地在当时为陪辅，其在今日则在南北两京之间，运道所必经之地，凡今天下十三藩其九藩皆由兹以北上，南出数百里则为帝乡兴王之地，祖宗陵寝所在，关系非但汉唐宋时比也。臣于“京辅屯兵”条下请于此处立为大镇，命大将一员统领江淮上班官军于此守镇，一以守护漕运，一以屏蔽皇陵，而于一方之盗贼亦藉是以镇遏之，则两京有通融之势，万里无隔绝之患，而宗社之安如磐石之固矣。
徽宗宣和二年，建德军青溪民方腊世居县堨村，托左道以惑众。县境帮源诸峒山谷幽险，腊有漆园，造作局屡酷取之，腊怨而未敢发，时朱勔领应奉局于苏，花石之扰，比屋致怨，腊因民不忍，阴聚贫