富弼曰：“昔魏将乐羊征中山平之，及还见其君，所收谤书三箧，方知将帅立功不难，但人君信任为难尔。将帅专阃外权，擅行威福，人岂无嫉之者？嫉之则谤自生，既有谤言闻之于君，君惑之则疑其将，将被疑，未有能立功者，此乐羊所以感叹其事。自后帝王非聪明睿智之主，少有不惑谤言者，其明不及魏国之君也。杨业本河东降将，太宗得之信任不疑，每纳谤书一一付业，使边将安心以立事，其过魏国之君矣。”
臣按：太宗之于杨业可谓合古人用将之道矣，虽然，将得其人如此可矣，苟非其人，岂不益长恶哉？是以君子贵明理而先觉。
太宗与寇准言及将帅，上曰：“将帅材略固不求其备，但量其能而用之。上自节麾，下至二千石，第其功效而授之，微劳尽甄，下情必达，下情必达则无猜贰之，嫌微劳尽甄则无觖望之衅，所以各务忠孝而固禄位，悖乱不得而萌也。”
臣按：太宗谓微劳尽甄、下情必达，此二言者用将之要道也，然二者之中又以下情必达为主，下情不能上达，虽大功巨庸亦或为人所蔽，况微劳乎？
孙何言于真宗曰：“谨按《史记》，汉高祖将定三秦，择良日斋戒设坛场，拜韩信为大将军部管诸将；魏故事，遣将出征，符节郎授节钺，跪推毂；北齐命将，出征则太卜诣庙灼龟，授鼓旗于庙，皇帝陈法驾服衮冕，拜于太庙，遍告讫，降就中阶引上将，操钺授柄，将军既执斧钺，对曰‘国不可从外治，军不可从中制。臣即授令，有旗鼓斧钺之命而无一言之命于臣’，皇帝曰‘苟利社稷，将军以之’，将军就载斧钺而出，皇帝推毂度门，曰‘从此以外将军制之也’。臣伏见近边将授任赴镇之际，但授尺一之诏，前所谓筑坛告庙之礼皆阙而未建，良可惜也。”
臣按：后世命将之礼久废，我文皇帝遣成国公朱能征安南黎季犛，圣驾幸龙江祃祭而亲谕能等，其仪注之详，具载于有司可考也，可为圣子神孙万世之法。
仁宗时，狄青自请击侬智高，韩绛言武人不可独任，上以问庞籍，籍曰：“青起行伍，若用文臣副之，必为所制，号令不专，不如不遣。”乃诏广南将佐皆禀青节制，若孙沔、余靖分路邀击，亦各听沔等指挥。
臣按：古者命将付以阃外之寄，固无俟乎文臣以为之副贰，然后世人心不古，为将者多用不知书之人，义多而仁少，勇有余而智或不足，用武人而参之以文，行义而本之以仁，用智略以资其武艺，似不为过。
张方平言于仁宗曰：“将帅之任，仍宜久于其职，祖宗任李汉超、郭进、贺惟宗等，远或二十年，近犹八九年，假之事权，略其细故，不为间言轻有移易，又不与高官，常令志有所未满，不怠于为善也。今则不然，武臣指边郡谓之边任，借之为发身之地，历边任者曾无寸劳薄效，不数年径至横行，而又移换改易，地形山川未及知、军员士伍未及识、吏民士俗未及谙，已复去矣。愿陛下鉴祖宗故事，重爵赏以待功劳，责久任以观能效。”
臣按：方平言太祖久任将帅，最可为后世法。夫汉唐以来，人主称善用将者首称宋太祖，虽汉高祖有所不及，盖汉祖能御将而宋太祖则善任将也。
田况言于仁宗曰：“古之良将以宴犒士卒为先，所以然者，锋刃之下死生俄顷，固宜推尽恩义以慰其心。李牧备匈奴，市租皆入幕府为士卒费；赵充国御羌戎，亦日飨军士。太祖用姚全斌、董遵诲抗西戎，何继筠、李汉超当北敌，人各得环庆、齐棣一州征租农赋，市牛酒犒军中，不问其出入，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窥也。又闻曹彬征江南日，和州逐次起饷猪羊肉数千斤以给战士。”
臣按：将士御敌，将以其性命为国家卫民守土，苟当出战之时，而为将帅者徒以法令驱之而无犒劳之礼，何以感激其心而使之竭力尽命乎？昔之人固有以一炙啖之而致其报，而亦有以一蹯不及而致其怨者，饮食之物虽微而人之感激甚速，非徒区区餔啜之故也，田况之言岂无征之空言哉？
刘敞言于仁宗曰：“王者之遣使命将也，必为之设介贰参佐，非独司纪纲、广谋策而已，亦所以谨大事、备不然也。今拥数万人之众，连四路之广，节制万里，吉凶所系，而自行车临之、孤拱独立，猝有疾病不意之虞，无所仗托、莫相维持，非计之全也。朝廷以狄青宣抚荆湖经制盗贼而议不制副，臣以为不便。”
臣按：人君之任将固不可以不专，而亦不可以独专也。盖人资性不同，才智有限，一人之见不如二人之周，此命将所以必为之设参佐也，然此非独以辅其所不及，亦所以遏其所不敢焉。人之所以敢于为非者，无人以制之也，有同心之人则潜消其非心，有异议之人则遏绝其恶念。
神宗元丰中，内臣李宪奏置保障以为驻兵讨贼之地，朝廷用李舜举言罢深入攻取之策，舜举退诣执政，执政王圭迎劳之，曰：“朝廷以边事属押班及李留后，无西顾之忧矣。”舜举曰：“四郊多垒，此卿大夫之辱也，相公当国而以边事属二内臣，可乎？二臣止宜供禁庭洒扫之职耳，岂可当将帅之任耶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