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，如有执获，夺为己富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，少闲草木之作，无不搜营穷垒，苦役百端，自余或伐木深山，或芸草平陆，贩贸往还，相望道路，此等禄既不多、赀亦有限，皆收其实绢，给其虚粟，穷其力、薄其衣、用其功、节其食，绵冬历夏，加之疾苦，死于沟渎者什常七八，是以邻敌伺间扰我疆场，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。自今以后，南北边诸藩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于戍主，皆令朝臣王公以下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材，不拘阶级，若称职及败官，并所举之人随时赏罚。”
臣按：袁翻所议滥举将领之弊，非但在当时然也，其欲朝臣王公各举所知，必选其材，不拘阶级，若称职及败官并赏罚举主之人。臣窃以为，其人有功并赏其举主，即汉高祖因陈平而赏魏无知也，此固可以激劝荐贤为国之人，若夫兵家胜败无常，事固有出于意料之外者，若其人果怯懦而谓之勇、果昏愚而谓之智，则坐以滥举之罚彼固无辞矣，若夫事有出于不得已，有非人力所能与焉者，宜加研审核实，不宜一概以连坐坐之也。不然，则彼过为身谋者不复为国举贤矣。
唐武举起于武后之世。长安二年，始置武举。其制有长垛、马射、步射、筒射，又有马枪、翘关、负重、身材之选，亦以乡饮酒礼送兵部。
马端临曰：“唐《选举志》言武举选用法不足道，故不复书。然郭子仪大勋盛德，身佩安危，自武举异等中出，是岂可概言不足道耶？”
唐武选兵部主之，课试之法如举人之制，取其躯干雄伟、应对详明、有骁勇材艺及可为统帅者，若文吏求为武选，取身长六尺以上，籍年四十以下，强勇可以统人者。
臣按：唐人选武将不但于武臣，而亦于文吏中求焉，今宜立为定制，凡文吏能应武选者优等擢用之，比其原资超三级，不如此，则人不肯应，何则？文吏少而重，武职多而轻故也。
宣宗大中六年，党项复扰边，宣宗欲择可为邠宁帅者而难其人，从容与翰林学士毕諴论事，諴援古据今，具陈方略，上悦曰：“吾方择帅，不意颇牧近在禁庭，卿其为朕行乎。”諴欣然奉命。
臣按：将才古称难得，然以臣观之，非其才之难得，良以其人之不易知也，非独上之人难于知人，而其人亦不易以自知也。盖世之求将者必求其智与勇，如有所用必先有所试可也，然试之以勇可以得其膂力而不能得其刚决，试之以智可以得其谋论而不能得其精审，是故匹夫之猛未必可以当大敌，警敏之见未必可以洞先机，此人君之求将所以贵乎先事而预求多方而广蓄也。
宋太祖谓近臣曰：“今之武臣欲尽令读书，贵知为治之道。”
李沆曰：“昔光武中兴，不责功臣以吏事，及天下已定，数引公卿、郎将讲论经义，夜分乃罢，盖创业致治自有次第。今太祖欲令武臣读书，可谓有志于治矣。”
臣按：太祖此言即吴大帝劝鲁肃读书之意，为将而不明义理、不通古今，虽能成功不过粗材而已，是故古之名将无不知书者，但不循行数墨、寻章摘句如儒生之为耳。
宋有武举、武选。咸平时，令两制详定入官资序故事而未行，仁宗时始亲试武举先阅其骑射而后试之。庆历六年，策武举，以策为去留，弓马为高下。
臣按：武事与文艺异，固不可以言语文事求也，然于无事之时欲求战陈军旅之士，不以言语文字求之又不可得也。大抵求士以资世用，贵乎得识义理、知机变之人，无间文武皆然也，试之以武举欲其知威武战争之意尔，彼诚识义理、知机变，一旦临事料敌、出奇应变，举诸此而措之耳。论文科者谓科目不足以得人，豪杰之士由是而出尔，臣于武举亦云。
真宗谓辅臣曰：“将帅才难，今文武中固亦有人，盖不经战陈无由知之，虽天下无事，然兵不可去、战不可忘，古之道也。”马知节曰：“将相之才非可坐而知之，顾临事机变如何耳。”
臣按：真宗谓“将帅才难，文武中固亦有之，不经战陈无由知之”，然战不可试，苏轼谓试之于治兵，盖得之矣。
范仲淹言于仁宗曰：“边上将帅尝患少人，国家奄有四海，未必乏才，岂天地生人厚于古而薄于今哉？盖选之未精、用之未至。今诸军诸班必有勇知之人，多被管军臣僚递互弹压，不得进用，坐至衰老，伏乞专督管军臣僚于诸班中搜罗智勇之人，各举一名，不分将校长行，试以武艺，或观其胆略出众，便可迁转于边上任使，如将来颇立战功，则明赏举主，或屡败军事，亦当连坐。”
臣按：就军伍阶级中求将，拔其优、量其才、循其序而用之，则事半而功倍矣。此可以为平世选将之法，然遇有非常之变，则又在乎变通焉。
欧阳修言于仁宗曰：“古语曰‘将相无种’，故或出于奴仆，或出于军卒，或出于盗贼，惟能不次而用之，乃为名将耳。国家求将之意虽劳，选将之路太狭，今诏近臣举将而限以资品，则英雄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；试将才者限以弓马一夫之勇，则智略万人之敌皆遗之矣；山林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