者家三人；中地家六人，可任也者二家五人；下地家五人，可任也者家二人。凡起徒役，毋过家一人，以其余为羡（饶也），唯田与追胥竭（尽也）作（行也）。
贾公彦曰：“凡起徒役，毋过家一人，以其余为羡者，一家兄弟虽多，除一人为正卒，正卒之外其余皆为羡卒。唯田与追胥竭作，非直正卒一人，其羡卒尽行也。”
吴澂曰：“以田赋出军，古法也，今则难行，何也？古者田役追胥在一乡之中，近止数十里，远则数百里，其行速而期近，故丁夫无畏惮，室家无怨恩。秦汉以来，万里长戍，民之惮行如往弃市，于斯之时，乃假《周官》之说以抽民丁，甚可悲也。今兵农既分，制虽非古，然兵受廪给，不耕而食，虽劳而不怨；民出赋税，免于征行，虽贫而不劳。若夫募兵之法，悬以重赏，使自应募而又使之二十备戎行、五十免军役，斯尽善矣，此斟酌之得宜。”
臣按：成周因田赋而出军，必先均平其土地之高下，遍知其人丁之多寡，又于人口之中考其身力之强弱能任其事与否，若其家七人之中有任事者三人，惟用其一人为正卒，其余为羡卒也。用其正卒一人，合四家编次为一伍，积累而上，阶级相承以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军、师之制，因地剂而起则人无贫窘，非任事不用则士无疲懦。此制一定，遇有征伐则起之以为军旅，当教阅则作之使趋田役，遇有盗贼则比之使与追捕，遇夫闲暇则令之使出贡赋，盖有事则随时起调，无事则依旧输纳，每正卒之外皆有余丁以为之副贰，随阙而随补。军伍无有空也，多用则多起，分数无不足也。先儒谓先王足兵而未尝有兵，非无兵也，用之则布满于行陈，不用则收敛而归之田里，此万世无弊之军政也。后世舍无弊之法而用有弊之法，古制一失，永不可复，可慨也夫。
大司马，凡制军，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，王六军、大国三军、次国二军、小国一军，军将皆命卿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，师帅皆中大夫；五百人为旅，旅帅皆下大夫；百人为卒，卒长皆上士；二十五人为两，两司马皆中士；五人为伍，伍皆有长，一军则二府、六史、胥十人、徒百人。
吕祖谦曰：“一军之制，为人万二千五百，损一人则不足，增一人则有余。大国之三军也，地方百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三军也；次国之二军也，地方七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二军也；小国一军也，地方五十里而其人仅足以具一军也。地有限则人有限，人有限则军有限，虽欲僭侈其人，亦窘于无人而不得骋矣。王纲上举，侯度下修，大不侵小，强不犯弱，地有常地，人有常人，军有常军，虽欲如晋之僭，岂可得哉？”
吴澂曰：“伍一比也，两一闾也，卒一旅也，旅一党也，师一州也，军一乡也，家所出一人，将、帅、长、司马其师史者也。成周寓兵于农，方其无事为农，则万二千五百家而为一乡，乡大夫卿一人，及其有事以为兵，则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，军将皆命卿，即乡大夫之卿也。”
臣按：成周之制，兵籍于大司徒，征行则属之大司马，凡其有事以起徒役，则皆前日之农也，士不待迁皆吾民，将不改置即吾吏，居则联其家而为比、闾、旅、党，出则联其人以为伍、两、卒、旅，六乡之官皆折冲御侮之人，六乡之人皆敌忾伏节之士，有事则驱之于行陈，事已则归之于田里，父死而子继，无招收之繁而数不阙，自耕而自食，无廪给之费而食自饱，兵无屯戍之劳，将无握兵之患。先王之时，所以守则固、战则克，内足卫中国、外足威四夷，岂非制军之得其道欤？
《春秋》：成公元年，作丘甲。
胡安国曰：“作丘甲，益兵也。为齐难作丘甲，益兵备敌重困农民，非为国之道，其曰作者，不宜作也。”
刘敞曰：“鲁不务德而务广，力不务益义而务益，兵以王者之制论之，则作丘甲之罪大矣。王者之制，诸侯不得擅赋税其民，今不循先王之制而以意为准，必乱之道也，是以圣人禁之。”
臣按：先儒谓兵制之变始坏于齐之内政而家一人焉，继坏于晋之州兵而家五人焉。长勺之战，桓公自谓带甲十万、车五千乘，叔向亦谓寡君有甲车四千乘，则兵制之增益于古可知矣。循袭效尤，鲁遂作丘甲，厥后楚为乘广、魏为武士、秦为戎卒，古制亡矣，兵农遂分，更历千载，永不可复。《春秋》作丘甲之书，其垂戒后世，意深切矣。
班固《汉志》曰：殷周以兵定天下，天下既定，戢藏干戈，教以文德，犹立司马之官、设六军之众，因井田而制军赋。地方一里为井，井十为通，通十为成，成方十里，成十为终，终十为同，同方百里，同十为封，封十为畿，畿方千里，有税（税为田租）有赋（赋谓发赋敛之财），税以足食，赋以足兵。故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丘十六井也，有戎马一匹、牛三头；四丘为甸，甸六十四井也，有戎马四匹、兵车一乘、牛十二头、甲士三人、卒七十二人，干戈备具，是谓乘马之法。天子畿方千里，提封百万井，定出赋六十四万井，戎马四万、匹兵车万乘，故称万乘之主。戎马、车徒、干戈素具，五国为属，属有长，十国为