闾墓可也。请编之令，永为国典。”
柳宗元曰：“礼之大本以防乱也，刑之大本亦以防乱也，旌与诛莫得而并焉，诛其可旌兹谓滥，旌其可诛兹谓僭，果以是示于天下，传于后世，趋义者不知所向，违害者不知所立，不可为典。盖圣人之制，穷理以定赏罚，本情以正褒贬，统于一而已矣。若元庆之父不陷于公罪，而师韫之诛独以其私怨，奋其吏气，虐于无辜，州牧不知罪，刑官不知问，上下蒙冒，吁号不闻，而元庆能以戴天为大耻，以枕戈为得礼，处心积虑以冲囚人之胸，即死无憾，是守礼而行义也，执事者宜有惭色，将谢之不暇，又何诛焉？其或元庆之父不免于罪，师韫之诛不愆于法，是非死于吏也，死于法也，法其可仇乎？仇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，是悖骜而凌上也，执而诛之，所以正邦典，而又何旌焉？”
宪宗时，富平人梁悦父为秦果所杀，悦杀仇诣县请罪，诏曰：“在礼父仇不同天，而法杀人必死，礼法王教大端也，二说异焉，下尚书省议。”
韩愈曰：“子复父仇，见于《春秋》《礼记》，又见《周官》及诸子史，不可胜数，未有非而罪之者也。最宜详于律，而律无其条，非阙文也。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，而乖先王之训；许复仇，人将倚法专杀，无以禁止其端。夫律虽本于圣人，然执而行之者有司也，经之所明者，制有司者也。丁宁其义于经而深没其文于律者，其意将使法吏一断于法，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。《周官》曰：‘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，仇之则死。’义，宜也，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，子得复仇也，此百姓之相仇者也。《公羊传》曰：‘父不受诛，子复仇可也。’不受诛者，罪不当诛也。诛者上施于下之辞，非百姓之相杀者也。又《周官》曰：‘凡报仇仇者书于士，杀之无罪。’言将复仇，必先言于官则无罪也。今陛下垂意典章，思立定制，惜有司之守，怜孝子之心，示不自专，访议群下。臣愚以为，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，或百姓相仇如《周官》所称，可行于今者；或为官所诛，如《公羊》所称，不可行于今者。又《周官》所称将复仇先告于士则无罪者，若孤稚羸弱，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，恐不能自言于官，未可以为断于今也。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，宜定其制曰‘凡有复父仇者，事发具其事申尚书省，尚书省集议奏闻，酌其宜而处之’，则经律无失其指也。”
玄宗开元二十九年，巂州都督张审素人有告其罪者，诏监察御史杨汪按之，告者复告审素与总管董元礼谋反，元礼以兵围汪胁使雪审素罪，既而吏共斩元礼，汪得出，遂当审素实反，斩之，没其家。时审素子蛙、琇俱幼，坐流岭表，寻逃归，手杀汪于都城，系表于斧，言父冤状，为有司所得。中书令张九龄等皆称其孝烈，宜贷死，裴耀卿、李林甫等陈不可，帝亦谓然，谓九龄曰：“孝子之情，义不顾死，然杀人而赦之，此涂不可启也。”乃下敕曰：“国家设法期于止杀，各伸为子之志，谁非徇孝之人，展转相仇，何有限极。咎繇作士，法在必行，曾参杀人，亦不可恕。宜付河南府杖杀。”士民皆怜之。
胡寅曰：“复仇因人之至情，以立臣子之大义也。仇而不复则人道灭绝，天理沦亡，故曰父之仇不与共戴天，君之仇视父。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，杨汪受命往按，遂以反闻，审素坐斩，此汪之罪也。蛙与琇忿其父死之冤，亡命报之，其失在不讼于司寇，其志亦可矜矣。张九龄欲宥之，岂非为此乎，而裴、李降敕之言，何其戾哉！设法之意固欲止杀，然子志不伸，岂所以为教？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，是有见于杀人者死而无见于复仇之义也。杨汪非理杀张审素，而蛙琇杀汪，事适均等，但以非司冠而擅杀当之，仍矜其志，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。若直杀之，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，不亦颇乎？”
臣按：复仇之义乃生民秉彝之道，天地自然之理。事虽若变，然变而不失正，斯为常矣。以五行之理论之，如金生水，金为火所克，水必报之，水生木，水为土所克，木必报之，木、火、土三行皆然。人禀五行以有生，有以生之必有以报之，人之所生者必报其所由生，是以相保爱、相护卫，不敢相戕杀，非但畏公法亦畏私义，非但念天理亦念人情，此人所以与人相安相忘而得以遂其有生之乐也。然人世有无穷之变，王法有不到之处，天理有未定之时，或相杀焉杀之不以其罪，泯之不存其迹，急之不容其缓。是故所杀之人其父也，其子曰父生我者也，而人杀之，是无我也，我何以生为？必杀之以报我所生；所杀之人其兄若弟也，其兄若弟曰兄若弟我同生者也，而人杀之，是蔑我也，必杀之以报我同生，我不报之，人设杀我而我兄若弟不为报，吾谓之何；所杀之人其交好游从也，其交好游从者曰若与我交好游从，彼非不知也，而杀之，是藐我也，必杀之以报我所知，我不报之，人设杀我而我交好游从不为报，吾谓之何。天下之人凡有生者皆相为死，则彼不逞之徒、不仁之辈不敢起杀人之念，盖虑其人之有子若孙、有兄若弟、若交好、若游从，将必上告天子，下告方伯，赴诉于有司，声冤于鼓石也。然而王法虽公，刑官虽明，然无诉告者则其冤