丈，镣重二斤。凡为笞杖皆削去节目，用官降较板较勘如式，然后用之，不许用筋胶诸物装钉，应决者用小头臀受，其大小厚薄视唐略等，比宋则尤为轻焉。祖宗好生之仁，虽为恶之罪人惟恐或有所伤，而为之薄刑也如此，是以仁恩厚德浃于民心，百年于兹。近年以来，乃有等酷虐之吏恣为刑具，如夹棍、脑袴、烙铁之类，名数不一，非独有以违祖宗之法，实有以伤天地之和，伏乞圣明申明旧制，凡内外有因袭承用者，悉令弃毁，然禁之必自内始，敢有仍前故用，即以所制者加之，庶使太祖皇帝慎罚之意、恤刑之仁所以著于律文者，万世之下恒如一日，所以恢皇仁于九有、绵国祚于万年者，端在于斯。
宋之诏狱本以纠大奸慝，故其事不常见。初，群臣犯法，体大者多下御史台，狱小则开封府、大理寺鞫治焉。神宗以来，凡一时承诏置推者谓之制勘院，事出中书则曰推勘院，狱已乃罢。自熙宁二年，命都官郎中沈衡鞫知杭州祖无择于秀州，内侍乘驿追逮，自是诏狱屡兴。南渡后，秦桧屡兴大狱以中异己者，名曰诏狱，实非诏旨也。
臣按：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，刑人于市与众弃之，天下之法当出于一，帝王之心无偏无党，犯于有司当付有司治之。宋人于常狱之外而又有诏狱以纠大奸慝，其后遂使权臣假之以中伤异己者，一时内外臣民知有权臣而不知有天子，几至于潜移国祚。呜呼，国家常制，自有掌刑之官、原设之狱，罪无大小皆有所司，又何用别开旁门，使权归于一人，祸及于百姓哉？然是时犹必经中书，事已即休，而犹未至于专设一司、任一人而又付之以访缉之权也。呜呼，此弊端之最大者，尚幸操得其柄、用得其人而未至于大肆，然圣王立法常为中制，此等之事有之不若无也。
元制，五刑之目凡七下至五十七谓之笞刑，凡六十七至一百七谓之杖刑，其徒法年数、杖数相附丽为加减，盐徒盗贼既决而又镣之，流则南人迁于辽阳迤北之地、北人迁于南方湖广之乡，死刑则有斩而无绞，恶逆之极者又有凌迟处死之法焉。
臣按：自隋唐以来除去前代惨刻之刑，死罪惟有斩、绞二者，至元人又加之以凌迟处死之法焉。所谓凌迟处死，即前代所谓剐也，前代虽于法外有用之者，然不著于刑书，著于刑书始于元焉。其笞杖每十数必加以七者，其初本欲减以轻刑也，其后承误反以为加焉。大德间王约上言：“国朝之制，笞杖十减为七，今杖一百者宜止九十七，又不当加十也。”则其立法之始意可见矣。本朝之制，凡受罪者有《大诰》减一等，事与之同而意与之异，然彼但减杖数尔，我圣祖之意，盖悯夫臣民之受罪者不知天理之不可违、王法之不可犯，故罹于刑宪而不自知也，俾其因天书之一帙减罪名之一等，咸知所感发而益加惩创，不至于再犯也。所谓仁人之言其利溥，信乎其然哉！然历岁既久，名存实亡，殊失圣祖垂训仁民之意，乞敕内庭缮写重刊，颁行天下，凡法司有犯罪者，俱要亲写一本送官收贮，无者加一等，如圣诰所谕。法司积之既多，给与两监监生，俾其熟读以为鉴戒，是亦因刑弼教之一也。
以上制刑狱之具
卷一○五
▲明流赎之意
《舜曲》曰：流宥五刑。
孔颖达曰：“流谓徙之远方，放使生活，以流放之法宽纵五刑也。据状合刑，情差可恕，全赦则太轻，致刑则太重，不忍依例刑杀，故完全其体，宥之远方，应刑不用，是宽纵之也。”
臣按：流宥而谓之五刑者，言流而宥之者五刑皆有也。
流共工于幽州（北裔之地），放兜于崇山（南裔之山），窜三苗（国名，恃险为乱）于三危（西裔之地），殛鲧于羽山（东裔之山），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朱熹曰：“流遣之远去如水之流也，放置之于此不得他适也，窜则驱逐禁锢之，殛则拘囚困苦之，随其罪之轻重而异法也。服者，天下皆服其用刑之当罪也。《春秋传》所记四凶之名与此不同者，以穷奇为共工、浑敦为兜、饕餮为三苗、梼杌为鲧。”
程颐曰：“舜之诛四凶，怒在四凶，舜何与焉？盖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，圣人之心本无怒也，圣人以天下之怒为怒，故天下咸服之。”
臣按：舜之流放窜殛四凶者，即所谓“流宥五刑”也。四人者皆尧时之臣，其人在尧时虽有恶念，然感圣德也深，蒙圣化也久，苟举厥职成其事，尧亦不得逆探其未然之恶而豫加之刑也。舜以匹夫禅尧之位，彼或者因有轻视之心而恣其为恶之迹，如《左传》所言者也，然恶虽极而未沐帝舜之化，不可以不教而杀也，此其所以流之远方，置于绝域，驱逐而禁锢之，拘囚而困苦之，使之念咎而伏辜，或能改过以迁善欤。
帝曰：“皋陶，汝作士，五流有宅，五宅三居。”
孔安国曰：“谓不忍加刑则流放之，若四凶者。五刑之流各有所居，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，大罪四裔、次九州之外、次千里之外。”
臣按：后世之律，犯流罪者或三千里、或二千里、或千里，有远