，参辟勒于鼎，是铸刑书也。子产亦采取上世之法，断狱善者制为法也，今铸鼎示民，民知争罪之本在于刑书，将弃礼而取征验于书，则虽刀锥微细之事亦将尽争辨以求侥幸，如此，则纷乱之狱讼愈益丰盛，或以贿赂文致人罪，或以贿赂幸脱刑辟，郑国必有祸败也。”
昭公二十九年，晋铸刑鼎，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。仲尼曰：“晋其亡乎？失其度矣。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，卿大夫以序守之，民是以能尊其贵贵，是以能守其业，贵贱不愆，所谓度也。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，民在鼎矣。”
孔颖达曰：“范宣子制作刑书施于晋国，自使朝廷承用，未尝宣示下民，今荀寅谓宣子之书可为国法，故铸鼎而铭之以示百姓，犹如郑铸刑鼎。仲尼讥之，其意与叔向讥子产同。”
又曰：“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，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，如此，则刑之轻重不可使民知也，而李悝作法、萧何造律，颁于天下，悬示兆民，秦汉以来莫之能革，不可一日无也。盖古者分地建国，作邑命家，诸侯则奕世相承，大夫亦子孙不绝，皆知国为吾土，众实我民，自有爱吝之心，不生残贼之意，故得设法以待刑，临事而议罪，不须预以告民，故仲尼、叔向所以讥其铸刑书也。秦汉以来天下为一，长吏以时迁代，其民非复已有，懦弱则为殿负，强猛则为称职，且疆域阔远、户口滋多，大郡境余千里，上县数以万计，豪横者陵蹈邦邑，桀健者雄张闾里，酷吏专任刑诛，或乃肆情好杀、违众用己，至有积骸满阱、流血丹野，若复信其杀伐、任其纵舍，必将喜怒变常、爱憎改度，不得不作法以齐之，宣众以令之所犯，当条则断之以律，疑不能决则谳之上府，故得万民以察天下以治。圣人制法非不善也，古不可施于今，今人所作非能圣也，足以周于用，所谓观民设教、遭时制宜，谓此道也。”
臣按：郑、晋铸刑书，盖以其前世所用以断狱者之法，比而铸于器以示民于久远也。考《周官》司寇建三典，正月之吉县于象魏，使万民观之，浃旬而敛。夫国之常刑而又岁岁布之于邦国、都鄙，何哉？刑虽有常，亦当量时而为之轻重，然恐民之不知其所以然也，故既布其制，又悬其象，所以晓天下之人，使其知朝廷原情以定罪、因事以制刑其故如是也，皆知所畏避而不敢犯焉，非谓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。先儒谓详《左氏》所载夫子之说，第令守晋国旧法，以为范宣子所为非善耳，非谓圣王制法不可使人知也。或曰郑、晋二国所谓刑书皆先世所有临时处置者，固已载于方策，至是子产、范鞅始铸于器，则为一定之制，无复古人酌量之制，故仲尼、叔向讥之，非谓刑书不可有，特谓不可铸耳。后世以律令锓于木以颁行天下，其亦铸之之意欤？但是时未有律之名而谓之书耳。
魏文侯时，李悝著《法经》六篇，一《盗法》、二《贼法》、三《囚法》、四《捕法》、五《杂法》、六《具法》。
臣按：刑法之著为书始于此。成周之时虽有禁法著于《周官》，然皆官守之事分系于其所职掌，未有成书也。然五刑之目，其属各有多少，五等之刑各以类而相从焉，著之篇章，分其事类，以为诠次则于此乎始焉。
汉高祖初入咸阳，与民约法三章，杀人者死、伤人及盗抵罪，余悉除去秦苛法。后以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，遂令萧何捃摭秦法定律令，除参夷连坐之法，增部主见知之条，于李悝所造六篇益《事律》《擅兴》《厩库》三篇，合为九篇。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。
臣按：律之名始见于此。春秋之时子产所铸者谓之刑书，战国之世李悝所著者谓之法经，未以律为名也。《礼记》虽有加地进律之文、析言破律之诛，解者谓进律为爵命之等，破律虽以去律言，然《王制》汉文帝时博士刺经所作，固已出萧何之后也。律之言昉于《虞书》，盖度量衡受法于律，积黍以盈，无锱铢爽，凡度之长短、衡之轻重、量之多寡莫不于此取正。律以着法，所以裁制群情，断定诸罪，亦犹六律正度量衡也，故制刑之书以律名焉。
文帝元年，诏曰：“法者治之正，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。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，及为收帑（子也），朕甚弗取，其议除收帑诸相坐律令。”
臣按：虞廷罚不及嗣，周室罪人不孥，秦法一人有罪并坐其室家，仁暴之心既殊，国祚所以有长短之异也。文帝即位之初即除去秦人之苛刑，汉祚之延几于三代，未必不基于斯。
十三年，下令曰：“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、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，何治之至也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，其咎安在？非乃朕德薄而教不明欤？吾甚自愧。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，《诗》曰‘恺悌君子，民之父母’，今人有过，教未施而刑已加焉，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（无因）繇至，朕甚怜之。夫刑至断支体、刻肌肤，终身不息（生也），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，岂为民父母之意？其除肉刑，有以易之，及令罪人各以轻重，不亡逃有年而免（其不亡逃者，满其年数免为庶人）。具为令。”
马端临曰：“古者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