诗》亡，《离骚》作而文辞之士兴，历代盛衰，文章与时高下，然其变态百出，不可穷极，何其多也。呜呼，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，故其愈久而益明，其余作者众矣，质之圣人或离或合，然其精深宏博各尽其术，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于其间，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。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，岂其文华少实不足以行远欤？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，亦其有幸不幸者欤。”
臣按：此有唐一代藏书之本末。臣尝谓，天下之物虽空青水碧物外之奇宝，既失之皆可复得也，惟经籍在天地间为生人之元气，纪往古而示来今，不可一旦无焉者，无之则生人贸贸然如在冥途中行矣，其所关系岂小小哉？民庶之家迁徙不常，好尚不一，既不能有所收储，所赖石渠、延阁之中储积之多、收藏之密、扃钥之固，藏贮者有掌固之官，阙略者有缮写之吏，损坏者有修补之工，散失者有购访之令，然后不至于浥烂散落尔。前代藏书之多，有至三十七万卷者，今内阁所藏不能什一，多历年所，在内者未闻有所稽考，在外者未闻有所购求，臣恐数十年之后日渐损耗，其所关系非止一代一时之事而已也。伏望圣明为千万年之远图，毋使后世志艺文者以书籍散失之咎归焉，不胜千万世斯文之幸。
五代后唐庄宗同光中，募民献书，及三百卷授以试衔，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。明宗长兴三年初，令国子监校定九经，雕印卖之。
胡寅曰：“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，不意五季干戈扰攘之时而知所先务，可不谓贤乎。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，以一文义、去舛讹，使人不迷于所习，善矣。颁之可也，鬻之非也。或曰天下学者甚众，安得人人而颁之？曰以监本为正，俾郡邑皆传刊焉，何患于不给？国家浮费不可胜计，而独靳于此哉？”
叶梦得曰：“唐以前书籍皆写本，人以藏书为贵，精于仇对，故往往皆有善本，学者以传录之艰，故其读诵亦精详。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，宋淳化中复以《史记》、《前》《后汉》付有司摹印，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，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，学者易于得书，其诵读亦因灭裂，然板本多不是正，不无讹误，世既一以板本为正，而藏本日亡，其讹谬者遂不可正。”
臣按：后世雕印书籍始于此。夫自有板本以来，学者易于得书，不必假借购求、钞写传录而得以诵习考阅，诚莫大之利也，然书肆刻本往往承讹袭舛，有误学者。乞命翰林儒臣将九经、十九史及诸儒先所著述有补于正道名教者，严加校正，字画行款必须正当归一，命工锓梓藏于国子监，付典籍掌之，遇天下板本有缺文疑义咸来取正，是亦一道德以同文之一端也。然臣于此又有一见，今世学校所诵读、人家所收积者皆宋以后之五经，唐以前之注疏讲学者不复习、好书者不复藏，尚幸《十三经注疏》板本尚存于福州府学，好学之士犹得以考见秦汉以来诸儒之说，臣愿特敕福建提学宪臣时加整葺，使无损失，亦存古之一事也。余如《仪礼经传通解》等书刻板在南监者，亦宜时为备补。
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，锐意求访，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，而民间之书传写舛误，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，令于卷末署其名衔焉。
臣按：周世宗当五代扰攘之际，尚留心文事如此，况当承平之世而经籍图书乃其祖宗所贻留者，手泽沾溉所存，忍使之散轶不全乎？馆阁职清务简，不预他务，宜委之校仇刊正，俾于每卷之末署其名衔，有不究心者坐以旷官之罪。
宋初有书万余卷，其后削平诸国，收其图籍，及下诏遣使购求散亡，三馆之书稍复增益。太宗始建崇文院，而徙三馆之书以实之，又分三馆书万余卷别为书库，名曰秘阁。真宗时命三馆写四部书二本，置龙图阁及太清楼，而玉宸殿、四门殿亦各有书万余卷。已而王宫火延及崇文、秘阁，书多煨烬，其仅存者迁于右掖门外，谓之崇文外院，命重写书籍，选官详覆校勘，常以参知政事一人领之。仁宗既新作崇文院，命学士张观等编四库书，仿《开元四部录》为《崇文总目》，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。神宗改崇文院为秘书省，徽宗更《崇文总目》为《秘书总目》，诏购求士民藏书，其有所秘未见之书足备观采者，仍命以官，且以三馆书多逸遗，命建局以补全校正为名，设官总理，募工缮写。自熙宁以来，搜访补葺，至是为盛矣。始太祖、太宗、真宗三朝，次仁、英两朝，至仁、哲、徽、钦四朝，最其当时之目，为部六千七百有五、为卷七万三千八百七十有七焉。迨夫靖康之难，而宣和、馆阁之储荡然靡遗。高宗驻跸临安，乃建秘书省于国史院之右，搜访遗阙，屡优献书之赏，于是四方之藏稍稍复出，而馆阁编辑日益富矣。当时类次书目，得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，至宁宗时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，视《崇文总目》又有加焉。
史臣曰：“《易》曰‘观乎天文以察时变，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’，文之有关于世运尚矣，然书契以来文字多而世道日降，秦火而后文字多而世教日兴，其故何哉？盖世道升降、人心习俗之致然，非徒文字之所为也。然去古既远，苟无斯文以范防之则愈趋